顾景舟对清末紫砂大家邵大亨格外推崇，他在上海仿古期间曾经对邵大亨的多件传器进行过精心仿制。或许是机缘巧合，1946年，抗战胜利不久，顾景舟获得了一个制作100把大亨仿鼓壶的机会，标志着顾景舟有机会在大规模的仿制中深入研究和表达邵大亨的艺术精神。此次顾景舟仿鼓壶的大量制作也成为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推动他在紫砂壶艺术领域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就。

大亨仿鼓壶

当时，江苏的省会设在镇江，全国农民银行拟在此处召开第六次省级银行座谈会，虽战乱未平，纪念品还是必不可少。牵线人是徐祖纯，另一位热心人周志禄先生，是徐家老邻居，多年好友，时任农民银行宜兴分行蜀山办事处主任。

100把大亨仿鼓壶，是个大单子，许多艺人求之不得。当时紫砂行情相当清淡，即便是紫砂名家，也面临有价无市的窘境。徐祖纯有心成全顾景舟，未费周折，便将一切搞定。

当时市面流通，以法币结算，一把壶价，徐祖纯得六成，顾景舟得四成。每把壶价，折合成银元，在一块以上（当时，壶艺高手的壶价，大都维持在一两毛钱左右）。壶坯完成后，壶上刻画、刻字、装饰等，皆由徐祖纯负责。其中，还包括烧坏损伤之类的风险。

顾景舟是家中老大，养家的职责从来悬在头顶。他愿意接这个单子，还有一个因素，乃是仿邵大亨的器型。在他心中，大亨传器，从来排在首位，堪称膜拜之圭臬。

根据徐秀棠先生的文章回忆，其时周志禄要求，以民国壶艺名家汪宝根做的壶型为样。当时，许多艺人制作大亨仿鼓壶，以“平底式”为多，汪壶不然，是“一捺底”式。所谓“一捺底”，便是将壶底的中心点向上凸起，由此，外观的感觉变得更柔和，底部向内凹的弧线，使得壶型刚中寓柔，和缓而饱满，手感亦更为熨帖。

沈孝鹿做顾景舟的下手，再度搭档，两人配合默契，简直天衣无缝。100把仿鼓壶，一个月交货，夜以继日，件件精良。壶上书法，徐祖纯请来吴同构书写，此公乃明代宜兴名流吴颐山后人。吴颐山，明正德甲戌进士，官至四川参政，一生饱学诗书，系紫砂开山人物供春侍奉之主人。

【足吾所好玩而老焉】闲章

壶之一面书法：“座有兰言”。隶体，文气充沛，古韵厚重。刻字者诸葛勋，亦为当时陶刻名手，但凡山水、人物、花鸟刻画，刀法利落洒脱，无所不精。壶之底款，为顾景舟方印和闲章“足吾所好玩而老焉”。仿邓石如，古朴周正。这样一个重量级的组合，在紫砂历史上，是个不可复制的孤本。

今天我们理解这个单子的意义，一是不可低估了徐祖纯先生，不经意间，将一笔生意做进了紫砂史。如此运筹组合，足见其眼光独具，手段老到。其二，100把大亨仿鼓壶，亦可理解为顾景舟向邵大亨的100次敬礼。

按汪氏壶样所作仿鼓壶，与顾景舟后来的仿鼓壶，无论风格、造型，都有变化。顾景舟正是通过做这100把壶，来奠定日后“顾氏仿鼓”横空出世的坚实基础。

纵观顾景舟的制壶生涯，之后再也没有一次性做过如此大批量的茶壶。而一个月的工期，无疑非常紧迫。一个合理、快捷的工艺流程，于此呼之欲出。说到底，气与势，于制壶都十分紧要。

看过顾景舟做壶的人都知道，一旦他坐到泥凳前，马上就换了一个人样。即便是默坐，亦仿佛有起伏的力量。气势，张力，节奏，贯穿在他的每一个动作里。泥要有泥感，动作，要有节奏感。心到，眼到，手到。每一道工艺步骤讲求简约、合理、规范。

100把“座有兰言”仿鼓壶的制作着实不易，足以反映顾景舟对制陶工艺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艺术创作中表现出极高的专业水平。顾景舟的经验和技艺为紫砂行业摸索、总结、提炼、树立了一套科学的工艺规范，为后来的陶艺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