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茶而生

紫砂艺术因茶而生，因茶而盛。近些年，在宜兴地区考古发掘出来的古陶瓷、煮茶器，经过近几年的分析，发现制作这些器皿的陶里面含有很多紫砂泥的成分。这些陶器的底色为红色，表面部分上釉，部分不上釉，这种技法渐渐被延伸到紫砂的制作工艺中。早期的紫砂器皿实际上是从粗陶的器皿慢慢演变过来，紫砂原料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生产、发展，才提炼出真正的纯紫砂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仿制圣思陶杯

有历史记载，纯紫砂作品是从明代供春开始。关于供春的来历，有几种说法:有人说制壶人叫供春，也有人从史料考察得出，制作供春壶的人不叫供春，真正制壶的人叫朱昌，是吴颐山的书童，制作出的壶是吴颐山帮它起的名。没有人见过捏制的供春壶实物，都是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说法，到顾景舟时仍为一个谜，近现代的老艺人也都没有见过真正的供春壶。宜兴紫砂厂过去藏有清代黄玉麟仿制的供春壶，但黄玉麟是否见过真供春壶既无人知晓，也无史料佐证。黄玉麟制作的供春壶曾经藏在我们宜兴紫砂厂的陈列室，后来被卖到台湾了。之后陆续见到黄玉麟、江岸卿、裴石民仿制的供春壶(江岸卿是裴石民的师傅)，其中表现手法数黄玉麟最佳，非常有精神，我曾在不同人的手上见过几次他的不同款式的供春壶。供春也是后人比较崇拜的造型，近现代大师徐汉棠、徐秀棠，包括我，一直到现在的年轻人也先后模仿制作。这一历史作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来继承和模仿它们?第一是有历史记载，它属于第一个紫砂花器，第二是造型特别古朴，是模仿大自然的一棵大银杏树的树瘤制成的，这个壶很多人喜欢学着制作。

时大彬对紫砂的改革

供春之后最著名的陶手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时大彬，他是时朋之子。他一开始制作大壶，后来改成制作小壶，这跟当时茶叶饮用的改变有关。从时大彬开始，壶艺慢慢走向成熟，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时大彬开始，手工制作成型，并且一直延续下来了。他算是紫砂艺术史上的改革派领袖。从他开始，调制原料、选配泥料、成型工艺都有改革。过去我们有一种叫"斫木为模"的工艺。过去的模具是木头做的内模，外面用泥条围上去拍打做出的外模，这个木头的模具我们没有见过，只是口口相传的。"挖空中施"，就是捏一个壶型，用条竿儿把里面的泥料掏空，但这个成型方法只是传说，都没有见过实物。到了时大彬时，他就改进了做法，即打捏片、打捏条、围身筒、拍身筒，这个成型方法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是一个改革派的陶手。制作紫砂壶最重要的三部分:一个是原料的选配，一个是成型工艺的改进，还有一个是烧制。关于过去的烧制，曾经的茶壶也有上过釉套在大缸里面烧制的，到后来经过改革用匣钵来进行烧制。听说时大彬年代主要的改革是成型工艺，匣钵的烧制到底是哪一年仍无考证。这些都是后来经过多少代工艺师傅的努力才得以改进的。

狮象玉鼎壶手稿

现代紫砂的推广

当代紫砂艺术的繁荣，离不开大力推广紫砂的香港绅士罗桂祥先生。罗桂祥先生收藏紫砂茶器和景德镇的瓷器，他在海外一见到紫砂，就不惜重金买下。后来他把自己收藏的紫砂藏品捐赠给香港市政当局，所以香港茶具文物馆的藏家是以他为首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下，他通过出口部的关系联系到我们紫砂厂，他认为紫砂可以按照名人名作来做，想要跟我们合作开发紫砂高档艺术品和名人名作。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的紫砂就进入广交会参展了。广交会作为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对外销售窗口，很多人在这里订货。但是他认为还不够，他就来我们工厂与我们面对面进行座谈，当时我也参加了，他与老一辈泥人和中青年交谈，想开发品质好的紫砂。他决定品类，再派人验收。制作完茶壶，不但要盖自己的印章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他还说要提高这些壶的价格，我们工厂当时还不敢照他说的提价。我们当时出口的高档紫砂定价一把壶只有三四十块钱，他认为可以提高定价水准。工厂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到南京省出口部洽谈，定下来A、B、C三个价位，A代表顾老，B代表我们，C代表高端技术人员，A价是九百多外汇券。当年他订了几批茶壶，我们为他做了两三年，做完后，他派人来验收，合格的通通要，不合格的当场敲碎。

罗桂祥先生手捧"陈鸣远制南瓜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香港做了一个艺术博览会，展示我们的作品，被一抢而空，这在东南亚地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从那时起人们开始重新关注紫砂。老人(罗桂祥)太了不起，我们非常怀念他。不仅如此，他把我们的紫砂拿到欧洲展览，出版了很多中外文的画册，把紫砂壶推向世界，做了当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条件做的事情。他是一个引领者，这是他第二个功劳。他第三个功劳是1993年，他订了我们紫砂厂一大批作品，准备赠送给世界六大博物馆。当年紫砂在他的引领下太红火了，引起香港四大家经营紫砂，每年轮番展览，每次展览都出版画册。后来大家给博物馆做藏品时，市场经济冲破了，只有少数人完成了罗先生的嘱咐，我们每个人做六件不同样的。遗憾的是，完成作品后准备赠送时，罗先生病危。作品做好后在香港曾经做过展览。老先生于1995年过世，当时我们不知道，一个月后香港的海洋公司老总郑修文来工厂时告诉我们罗桂祥故世了。"啊!"我们感到非常突然，照理说，他故世，我们工厂应该派一个人去悼念。到了罗的孙子罗承德，一直在加拿大，2005年回到香港，做了一次陈曼生艺术研究。罗老是广东梅县人，非常爱国。如果他今年还活着，应该是一百零五岁了，他对紫砂界的贡献简直是无法估量。

1993年汪寅仙拜访罗桂祥先生

继承了罗桂祥事业的还有一个是他的朋友--香港的利荣森，是收藏爱好者。罗桂祥先生健在时他不露面，他说:"我太崇拜罗桂祥先生了，非常尊重他，他在世的时候，我不应该冲出来，我应该继承他的精神。"先生去世后，他继承罗的精神，出资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陈鸣远艺术研究，把他的藏品献给了香港市政当局，其中大部分都是陈鸣远款的作品。他还邀请我和蒋蓉参加了研讨会。当时圈内有来自上博、南博、厂区以及海外等专家学者，在香港引起轰动与收藏热。1998年4月浙江省博物馆展览办了一个月后，又去上海展览，每次展览举办研讨会，他都亲自到场并参加开幕式。要是利在世，也有一百多岁了。紫砂的发展和弘扬都离不开这些人的坚守与相助。

这几位老先生道德观念高尚，不仅出资收藏，而且无偿捐献藏品。正是这些有识之士的贡献才让紫砂有了今天的地位。他们有文化积淀和收藏的眼光，以及对紫砂深挚的热爱。

1979年仿杨氏"风卷葵壶"手稿

另一位台湾的有识之士，陈汉春先生，是一位实业家。1993年，他在台北宏德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了一次顾景舟先生师生作品展。当时我们这批人申请去台湾，台湾当局一直是抵制的，后来在陈先生的据理力争和无私帮助下才得以成行。他的精神让我们非常感动。他后来好几次来大陆，必来探望我，还带着资本来大陆投资。在我印象中，他是个非常正派的老人，很有古风。紫砂作品展在台湾引起了轰动，当时我们的展览都是卖门票的，天天排著长长的队伍，还出了一本书，叫《东方明珠--宜兴陶都》。观展者中有一位老太太，已白髪苍苍，五次从台南赶到台北去参观这个展览，只为要到我们代表团所有人的签名。还有一位从大陆到台湾当兵的老人，为了与我们面对面接触多一些，他特意住在我们住的中台宾馆以便每天早餐时跟我们一起交流。陈汉春先生把展览的所有收入外加自己贴补的部分，共计两万美金，作为赞助丁蜀中学的基金，回馈给宜兴的紫砂业。这位老人的心态和精神真的非常让人感动，这些往事我都还记得十分清楚。紫砂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与帮助，没有他们，是不可能有紫砂现在的繁华局面。

《东方明珠--宜兴陶都》

少小学艺

我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丁蜀镇的土特产在我们学校操场展览，当时就有紫砂壶和紫砂器物，还有竹器、木器等。我一看见紫砂，心中感觉很惊奇。我们家是做日用粗陶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精细的紫砂陶瓷。当时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将来我长大了，如果能去学这一手艺，多好。之后，班里一位很要好的同学的哥哥叫高海庚(已故紫砂厂厂长，1939-1985年)，他1955年进厂，是紫砂厂第一批学生。我上学天天从他家门口经过，我跟他说如果紫砂厂再招收学生，我也想去。小学毕业，他告诉我厂里要招生，我非常高兴，一定要去报考。当时我只有十四岁，家里比较贫困，兄弟姊妹七个，我是老大。父亲是陶业社的干部，每月工资三十六块钱;母亲是做砂锅的，每个月挣二十五块钱就要加班加点，家务就一直落在我肩膀上。每天早上我要烧好早饭，倒好小马桶，才能去上学，中午回来要刷锅，晚上回来要帮妈妈收拾，要洗弟弟妹妹的尿布。我那时的生活没有时间真正地放到读书上，所以坚持要去学手艺，早点工作。我自己找村长，当时他是紫砂厂的厂长，请他开介绍信，再去找合作社主任批示。当时考了三个内容:第一，掰一块泥巴给你，做一个方的和一个圆的;第二，任淦庭老先生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喜鹊登梅，每个人发张纸来临摹，我还捏了一个长方的小小的砚台;第三，进行口试，唐厂长问我为什么来学，我说它是闻名中外的陶瓷，我喜欢。很简单，我就回答这两句，没有几天就通知我去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制报春壶

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吴云根，在世的话，今年有一百二十四岁了。1956年我们进厂的人中有三个人学杯子里面上釉，四个人学雕刻，由任淦庭来培养。还有两个学茶壶的班级，王寅春、吴云根各带一个班，我被分在吴云根的班上。当年两个老艺人的车间前后靠在一起，由一个门进去。当时学风很好，我们没有时间限制，大家都非常努力，你争我赶，学习比较规范，学完一个类型就马上考试。比如学打泥片，打好了以后，马上叫所有人停下来，把所有的泥片通通集中到一起，老师来点评你打得圆不圆、平不平。还有要求你打个几厘米厚的，你能不能达到，每一个步骤在进程中都要考试。我们还用泥片做砚台，砚台做好了，让我们打泥条，打好之后，也要考试，那时不评分数，评一、二、三等级。开始我的等级一直在第三类的中间，其他人比我大些，基础也比我好，但我的师傅没有对我失去耐心。我暗暗下决心，就从早到晚多做一点吧。老师，像父辈一样来关心我，工作上要求比较严，要考试，生活上很关心我。有次问我:"你过来过来，别人生活紧张问我来要钱，你为什么从来不要呢?"我那时一个月两块零用钱，工厂给我九块六毛钱的饭钱，生活的菜票和饭票我总节约下来跟一个老工人换钱，换了钱就买些需要的东西，那时候起早贪黑做，没有电灯，我就自己买蜡烛，两分钱一支，白的，长长的，照明用，没觉得苦，已经觉得比在家里面开心多了。白天在工厂里跟老艺人学紫砂，晚上读夜书，学画画。那时我们学风很好，非常纯朴。

结束学徒期的集体照

七位老艺人

七位老艺人，我跟其中的六位老艺人学过手艺。我跟吴云根学了一年，到1958年4月，吴云根要开始招新的学生了，便将我分配到蒋蓉那里。我在蒋蓉身边学了三个月时间，学会了一套果品作品的制作，有菱角、荸荠、茨菰、花生、白果、瓜子，还有一个荷叶盘，正好一套。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做国礼用的。做完这个之后，厂里就把我抽调出来当老师了，当时我只有十六岁，觉得自己资格太浅，于是不大肯，可厂里招了一千个学生，缺乏老师。在厂里的动员下，我只好"徒弟来带徒弟"，分给我四十个学生，教了两个月后，一时宜兴中小学发现好多学生没有毕业都来紫砂厂了。为了抗议生源流失，宜兴文教管理人员就到紫砂厂里要人，动员大批学生回到中学。得知此讯息后我马上申请回到师傅身边，蒋蓉身边没有位子了，裴石民知道了之后，就对我说:"寅仙，你到我这里来"，他身边正好有个学生名额。在裴石民身边学习三个月还不到，我们厂工会主席找我谈话，说现在工会进行一个拜师学艺的活动，每个老艺人重点培养两个学生，过程要签合同的。他说朱可心老艺人希望重点培养我，问我同不同意。我其实很高兴。这里是有一段渊源的，以前我在跟吴云根学习时，是以做光货为主，而我会利用休息时间用泥片做一些花货，拍树干、枝叶。这让吴云根师傅知道了，看了我做这些枝叶造型之后，他问我:"寅仙啊，你喜欢做花货的?"我笑笑，点点头，他说:"你喜欢花货啊，好，我带你到老朱那里去，把你做的东西给他看看。"老朱，就是朱可心老艺人，吴云根老艺人的师弟，今年在世的话，一百一十二岁。老朱一看说:"小寅仙啊，你喜欢做花货的?"我说:"嗯!"他说:"好，我来教你!"所以拜师学艺活动朱可心直接收我当他的学生，1958年下半年我就跟朱可心学习，他是我第四个师傅。

1958年朱可心在授徒(右为汪寅仙，左为汪寅仙学生江建翔)

毕业前的第三年我是在他身边学完的，毕业考试我是两个班级的第三名。以前三名成绩毕业的，毕业后就以二级工人的工资来评定，对我也算是一种鼓励。那段岁月不在师傅身边，下车间当班长时，我跟王寅春学到了他拿手的四件作品的手法:筋纹器、六方菱花壶、仿古壶、高流京钟壶。记得当时见到王老，我开门见山，跟他讲想学什么，完了之后就说请他指点。王老非常客气，主动到我的工厂来，看我做得怎么样。之后，我跟顾景舟老先生也有一段长时间的学习。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我住在工厂的宿舍，我的宿舍楼下是顾景舟老人的房间。老先生一个人一间宿舍，我上下班经常经过他的家门，他有时叫我下来，给我授课，讲陶瓷工艺学，讲《阳羡茗壶录》，还介绍他的作品和藏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顾景舟在向汪寅仙示范壶艺

我到紫砂厂的研究室工作后，顾老经常来看我做的东西。再是因为罗桂祥的关系，他订的供春壶、纽盖莲籽，这些都是在顾景舟先生的接引下制作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紫砂厂的研究室扩大成研究所了，顾老提出叫我当所长，厂长动员我五次，我不肯出来，觉得自己管理水准不够。我坚持做紫砂，是因为我真正喜欢这块泥巴;让我管理人，我会有失落。只有做紫砂的时候我才提得起精神，否则感觉生命了无生趣、太空虚。七位老艺人，是1956年国家命名的，除了任淦庭，其他我都跟着学过。

1985年紫砂厂工作照

我一直坚持在紫砂生产第一线工作，再苦的地方我也会去。我那时候几乎没有给自己安排节假日，白天在工厂做，晚上把零件用筏子带回家挑灯夜做。我先生在南京工作，后来才调到宜兴，需要带小孩时，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婆婆，支持我的工作，过去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我现在非常珍惜时间，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来弥补自己在紫砂制作上的不足。总之，就是喜欢这块泥巴。

制作曲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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