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彭年，字二泉，号大鹏。清嘉庆年间荆溪人（今宜兴），也有人称其原籍浙江桐乡的。但不管原籍何处，以蜀山古南街曾称为“杨氏街”，以及“杨家祠堂”等遗存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杨彭年一家的紫砂艺术活动是在紫砂的风水宝地——蜀山进行的。这位紫砂艺人，由于与文人县令陈曼生合作，制成名垂青史的“曼生壶”而为人熟知，但也因此有人认为：是陈曼生的作用才提高了杨彭年在紫砂史上的地位即所谓的“壶以字贵”。但笔者以为，杨彭年工艺精、悟性高，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不愧为清中期一位紫砂大家。

　　一、杨彭年继承、发扬了全手工制壶工艺。在众多的紫砂艺人中，陈曼生独独选择杨彭年，看中的是他的手工捏制砂壶制作工艺，他曾说：“杨君彭年，制壶得龚时遗法。”什么是“龚时遗法”？那就是手工捏制砂壶的传统工艺。因为“乾隆时期制壶多用模衔造，其法简易，大彬手捏遗法已少传人。彭年善制砂壶，始复捏造之法，虽随意制成，自有天然风致”（《耕砚田笔记》）也就是说：杨彭年继承、恢复了龚春、时大彬的全手工制壶技法，并且技法娴熟，得心应手，巧夺天工。这一点，我们从传世的“曼生壶”的制作工艺可以得到验证。徐秀棠大师评论曼生匏瓜壶“制作工艺娴熟、精到，有珠圆玉润之感。”中国艺术研究院高振宇研究员评点曼生钿合壶：“直腹挺刮……轮廓分明，抚之温润如玉”这些都反映了曼生壶的制作者——杨彭年的工艺精制。

　　二、杨彭年是紫砂艺人与文人全面合作的典范。杨彭年与陈曼生合作的“曼生壶”，是艺人与文人深入交流、全面合作的结晶。从泥料的选定、壶款的设计到壶铭镌刻曼生及其幕客全面参与，彭年则要能准确领会曼生的设计意图，并具体把它从平面的图样制成壶样，且创新款式达数十种之多，足见彭年有较高的悟性。我们还能想象，彭年在制作中一定会提出修改意见，使之完善，所以曼生壶的创新造型也有彭年的功劳在内。还要指出的是杨彭年不但和陈曼生合作，还先后与乔重禧、蔡锡恭等文人合作，这些文人大都精通书画、鉴赏，为他们制壶，并得到首肯也说明彭年确非等闲之辈。尤其是他与朱坚合作。朱“工鉴赏，多巧思，砂胎锡包是其首创”（《墨林今话》），彭年与其合作后，自己也能镶玉包锡壶。在故宫藏紫砂器中，就有一款：宜兴窑杨彭年款镶玉包锡包壶（图），底钤“杨彭年造”、“彭年制”阳文印章，而未见“朱坚”的印款，或为杨彭年自制乎？

　　三、杨彭年具有一定的文史知识、书画功底，是一位具有文人气质的艺人。

　　杨彭年在与文人的长期合作交往中，“近朱者赤”，自身的文化修养也相应提高。据说他制壶而外，亦善陶刻，“兼善刻竹刻锡，亦佳。”（《耕砚田笔记》）。杨彭年具有一定的文史知识，从下面两件作品可证明。一是他曾仿宜兴古代文物国山碑，制一紫砂瓶，并仿碑上古文字在瓶上陶刻（图，现藏南京博物院），没有一定的文史知识，怎能有此创作灵感？二是在故宫藏紫砂器中有一“四方委角诗句方盘”。此方盘盘心刻十字形纹与四边线形成河洛图形。盘心分左右两边刻整篇行书铭文云“古者黄帝梦两龙授图，乃斋诣河洛求之，得龙马之图，遂命仓颉造字……余于研朱滴露之暇。有感于斯置河洛之盘，置之座右，以志不忘本之志”，后署“道光甲午邑秋甲子朔书于阳羡友石山房杨彭年制”：从这一方盘及其铭文，我们可以窥见彭年的创作思想，并证明他是一位有深厚的文史知识、具有文人气质的艺人。

综上所述，杨彭年在清中期，恢复了时大彬的手工制壶遗法，且与曼生等一大批文人合作，制作了一批造型新颖、题刻壶铭的文人壶，而他又能书善刻，多才多艺，和陈曼生等文人一起对紫砂的中兴、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诚如中国艺术研究员高振宇先生云：“时人常谓彭年皆陈曼生书镌提携而成名，今观此壶（指唐云艺术馆藏曼生壶）可知杨彭年无愧于当年嘉庆间紫砂大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