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景舟大师曾说：“昌鸿，你们这辈是有点文化的学生，你别看紫砂单纯，它可博大精深，你们这一辈人要好好学习、研究，做点紫砂文章，从‘匠’中摆脱出来。”

　　做好与深化紫砂文化，必须把停滞在紫砂壶工艺欣赏水平上再提高一步，紫砂壶艺的作者在工艺文化、艺术水平上去深化提高，把作者自己的智慧熔铸在作者的作品中，给人们以真、善、美实物与文化的享受。

　　文人脉流的紫砂作品以线条简洁、造型端庄、文化内涵丰富为设计理念，看似简单，但韵味品位很高。

　　西湖龙井资讯平台3月27日讯：3月18日，宜兴日报记者杜坤强在宜兴昌华陶瓷有限公司专访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昌鸿，畅谈紫砂艺术和紫砂文化。以下是访谈内容－－
    记者：您作为一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的得主，请您先谈一谈当初从艺时的情况。

　　李昌鸿：这已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了，既遥远又好像还在眼前。我是1955年考入蜀山陶业合作社紫砂工场工艺学习班的(宜兴紫砂工艺厂前身)，跟随顾景舟老师学艺。在我起步学艺阶段，另一位对我有较大帮助的人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高庄教授。当时，他带学生来工场实习，工作台就在顾老师的组内。他对我们新一代的工艺学员很关心，常常不拘形式地给我们讲课，讲解工艺美学的点、线、面。那时，我按照高教授的指导，做了一个“羊头小挂插”。顾老师见我很有兴趣在课余做点习作，便鼓励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弄弄空头”，这样能帮助我们提高制作和工艺处理技法，会增进我们对“泥性”的掌握。可以说，当时的学习环境、学习风气和师生友谊都很好。如今，时代不同了，那种集体学艺的形式也不多见了，但那个年代的学艺风气依然值得大力提倡。

　　 记者：您在紫砂艺术之路上，一直致力做好“紫砂文化”这篇大文章，有什么原动力吗？

　　李昌鸿：有的。我始终认为，做好紫砂文化，这是我们这一辈紫砂艺人共同的责任。当然，以后的紫砂艺人也要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在紫砂文化的挖掘、研究、提高上不断下工夫。我注重研究紫砂文化，这与恩师顾景舟对我的教导分不开。他曾经这样对我说：“昌鸿，你们这辈是有点文化的学生，你别看紫砂单纯，它可博大精深，你们这一辈人要好好学习、研究，做点紫砂文章，从‘匠’中摆脱出来。”当时，我和一部分学员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在紫砂老一辈人的眼里，我们就算是有文化的艺人了。因此，恩师希望我们这些有文化的艺人，要多做点紫砂文化，不要做仅仅会制壶的工匠。还有，1958年6月，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孙文林、刘汝礼到紫砂厂来挑选“陶瓷专业”的学生，有次刘汝礼教授对我说：“你们常说的紫砂光货、花货、筋瓤货，我看应该指的是商品大路货吧。你们厂生产的工艺品壶，我认为是工艺器皿造型，应该称为光器、花器、筋纹器为妥。”刘教授是一位美术理论家、评论家、教育家，他也希望我要多做紫砂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恩师顾景舟和刘教授、孙教授对我说的这些话，就是鼓励我做好紫砂文化、研究紫砂工艺文化的原动力。

　 记者：由您和夫人沈遽华设计制作的“竹简茶具”，于1984年送德国莱比锡参加国际博览会荣获金奖。这是紫砂壶在1949年以后，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得的第一个金奖。那么，“竹简茶具”是不是您做紫砂文化的一件成功的作品？

　　李昌鸿：完全可以这样说。做好与深化紫砂文化，必须把停滞在紫砂壶工艺欣赏水平上再提高一步，紫砂壶艺的作者在工艺文化、艺术水平上去深化提高，把作者自己的智慧熔铸在作者的作品中，给人们以真、善、美实物与文化的享受。竹简是我国最早的书籍之一，它记载了中华古人的思想、政治、军事、哲学等文化。1972年4月，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完整的《孙膑兵法》，震惊世界考古界。当时我就想，在宜兴的紫砂茶具中，以“竹”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大多数仅限于“竹”的外貌，为什么不设计一套既反映“竹”的外形，又能承载更多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茶具呢？经过较长时间的构思，我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动手，第一稿设计“圆筒形”竹简为壶体，但看上去不怎么理想，我们夫妇俩就商讨拍成了扁长方形，壶的四周各施以五片竹简，壶的腹部束以丝线绳编结，壶口为圆形，壶的底足为长方形，方圆匹配，以求变化。嘴、把、盖、钮以似有若无的竹节成型，再配上杯、碟，制成一套“竹简茶具”，简上镌刻《孙膑兵法》中的片段。作品完成后，就得到了行家的一致好评，认为这套茶具气势恢宏，书卷气浓郁，文化内涵丰富。我认为，这也正是这套茶具能在世界博览会上获奖的一个主要原因。

　　 记者：就当今紫砂界而言，您是“文人壶”的一个代表。在您与沈遽华合著的《耕陶人说紫砂》一书里，收录了许多您的紫砂陶刻绘画与诗文，其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些是不是您做紫砂文化的一个部分？

　　李昌鸿：紫砂陶刻装饰是文人壶最高雅的装饰，绘画与诗文，是我做紫砂文化的一种探索。其实，在一把壶上陶刻绘画配诗文，在过去就有，“曼生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我的恩师顾景舟以他的文人壶艺，与当时的“海派”文人吴湖帆、江寒汀、唐云频繁接触交流，创造了壶美、字美、画美的合三位大师之力的“景舟石瓢壶”，以1320万成为紫砂壶拍卖史上的一个惊天价。这些均给了我深刻的启发。我和夫人沈遽华带领子女创办合资公司“鸿成陶艺”后，新加坡有位名叫张美寅的紫砂收藏家，就向我提出要创制“曼生式新书画陶刻紫砂壶”，邀请上海的贺友直老师、程十发老师、谢春彦老师，北京的王明明院长，绘制“曼生式壶”的新画面。我和夫人搜集了60多款历史上的曼生式壶，在众多款式面前，我俩作了分工，由我制作“方器”，夫人制作“圆器”。同时把壶样绘了草图分别寄给各位画家，让他们作画题词有个概念，由此开创了书画陶刻装饰“曼生式壶”的新篇章。我思考着，紫砂壶艺发展到造型工艺巅峰期，就必须向文化艺术的方向、深度去发展，这样才有新的生命。特别是创作新造型的理念和题材，要多思考如何脱出旧穴去创新。在陶刻方面也是如此。我在临摹名人的画稿中发觉，有些题词、诗句很好，但由于时代的不同，欣赏追求的情感不一，已经有点不大适合。这就促使我对“我壶、我画、我诗”要有新的适合匹配的创新诗词才行。于是，我“学中创、创中学”，创作了许多与画相贴切的诗词，逐渐形成了“我壶、我画、我诗”的紫砂陶刻新风貌。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壶跋”。

　　李昌鸿：一件紫砂茗壶作品，如同一部学术著作，在著作前后写序题跋是文人雅趣。而我借此形式，在茗壶底部简短镌刻与壶形、壶铭、作者、藏者等相关文字，称之“壶跋”。可以说，“壶跋”也是我在茗壶上倾注紫砂文化的一次创新。这事还要从新加坡紫砂收藏家张美寅要我为他创制“曼生式壶”说起。他的收藏理念是：清代曼生壶是由紫砂艺人杨彭年制壶，由曼生和曼生幕僚在壶上题词书刻，而我今天请当代制壶名家制壶，请当代知名书画家在壶上书画陶刻，同样创出了书画同壶的时代特色。我在制作“曼生式壶”过程中，觉得这次做法不同于一般的制壶、装饰、陶刻，这是一次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时代创新。因此，我简明扼要地把壶款之由来、摹制过程及书画陶刻装饰的联姻撰写成短文，书刻在壶底，就像书籍、文章、字画后面的短文，其内容属于评价、鉴定、考释、记述、说法和做法的“题跋”一般，这就成了我的“壶跋”。“壶跋”可供藏家、茶友壶侣、艺壶爱好者欣赏这种新形式，同时也能通过这段“壶跋”小资料，更好地认识和研究作品的原创与原流。

　　 记者：您对“文人壶”有什么评价？

　　李昌鸿：文人脉流的紫砂作品以线条简洁、造型端庄、文化内涵丰富为设计理念，看似简单，但韵味品位很高。特别是作者在创作设计找题材时，能接近“国学”，在民族的儒、释、道等文化中发掘与时代合拍的内容来指导和丰富创作，这样作品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作者的智慧熔铸在自己的作品中。在“文人壶”的创作、研究上，我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恩师对我的要求还有差距，与时代的要求还需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