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紫砂壶，是以独树一帜的姿态著称于世的。时大彬为供春的入室高徙，尽得其传。时大彬，号少山，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宜兴陶人。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载：巧系宋尚书时彦之裔孙。他的父亲就是“四大家”中的吋朋，父子相传，更加深厚的家学源渊。他在紫砂的泥色、形制、技法和铭刻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是壶艺和学养比较全面的紫砂大师。他是紫砂茗壶发展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当时就被公认为“超越前古”的第一大 家。

　　大彬制壶，不务妍媚，幽雅悦目，在壶艺风格上适应了明代士大夫阶层所追求 的淡雅超俗的审美情趣。早期多大壶多模仿供春样式，所制茗壶以朴雅坚致见长。后來外出云游，在娄东(今上海市松江县)一带曾与许多嗜茶的文人雅士接触，聆 听了箸名学者陈继儒品茗论茶的高论后， 豁然开窍，返去后便根据时人饮茶风尚，改制小而扁的壶，风格为之大变。当时文人雅士以书斋内陈置“时壶”为荣，“几案 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时大彬后期所制茗壶，小巧玲珑，又古朴雅拙，令观者感到“妙不可思”，对他发出观止之叹。当时 京城里也有“千奇万状信出手”、“宫中艳说大彬壶”的赞声，其造壶艺术光辉，照耀着整个紫砂工艺的历史。

　　时人彬一生剖作许多经典壶式、为后人 心箏手追，形制有圆壶、执壶、提梁、僧帽、六方、八角、方扁、瓜棱、玉巧、合葵、龙带等几十种，流传深远，历代不乏珍藏者。他生前广收门徙，如徐友泉、李仲芳、欧正春、邵文金、邵文银、陈俊卿、 蒋时英等人都为一代名家，成为紫砂茗嵌 的正宗流派。

　　时大彬的名声、随着他的壶，借助文人的笔，传遍遐迩。许多文献认为大彬的 艺术成就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父亲，“前后 诸名家并不能及”，居于“壶家妙手称三大”的直位。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甩 写道：“明代良陶让一时”，所谓“一时”， 就是指时大彬。后人所说的“时壶”，也是 指时大彬的壶艺作品。

　　时大彬的创作态度严谨，每有新作， 稍不如意，立即毁弃，虽碎弃十之八九，亦在所不惜，故一生创作虽多，但留存的作品极少。相反，盛名之下，赝品颇多。在他活着的时候，时壶就成为一代珍玩，达 官贵人还用之殉葬。在他死后，人与壶声 誉俱增，竞相收藏，视为圭臬。传到清代 乾隆年间，“时壶”已视若稀宝。至今，存 世的“时壶”已屈指可数了。六十年代后在相继出土的明代慕葬中冇所发现，出上 带“大彬”款的紫砂茗壶有三件：朱砂六方壶、如意纹盖三足壶及鼎足盖圆壶。目前能根据图样出版可考、标属有时大彬款的茗壶有十三件。今天所见珍藏于各大博 物馆以及历年明墓出土的“时壶”来看，其工艺制作水平也有悬殊，其中会有大彬同 时代的仿品和明末清初时期的伪作。此外，民国时期在上海专门造伪的作坊所出 的赝品中便有大彬印款的紫砂茗壶，这些壶大都流落民间。大景的赝品，给鉴定大彬壶的真伪带来了不少困难。

　　对时大彬作品的辨真识伪，历来笼罩着朴朔迷离的色彩。我们从明淸两代文人 写下的有关记载中，对“时壶”的特征可 以识其一二。

　　时大彬制壶常在紫砂泥料中杂以碙砂土，成陶后壶面上闪现出浅色的细小颗粒，产生“砂粗、质古、肌理匀”的奇妙效果。这种“调砂”工艺不仅是“时壶”及其时 代的一大特点，而且成为紫砂壶上一种自然天成的装饰，鉴赏家称之为“银砂闪点”，还赞美它“珠粒隐现，更自夺目。” 我们所见南京博物院所藏的紫砂提梁大壶 和上海博物馆所藏的紫砂书扁壶便是这样。

　　《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在卷四中说，“时壶”以壶柄上有指拇痕为标识。壶盖与壶口紧密无隙，这也是“时壶”工艺的又一特点。

　　“时壶”以素面素心为主，绝无绘画装饰，很少诗文铭刻，仅少数在器盖上有贴花装饰，如锡山市出土的三足壶有如意纹盖便是。

　　“时壶”诸款俱足，就是说他制的壶都 有“大彬”或“时大彬制”的刻款。据说 最早是请书家在壶上题写，然后自己用竹刀刻出，后期受到董其昌、陈继儒等文人的影响，不再请人落墨，以刀代笔，直接在壶上运刀刻款，楷法工稳遒逸，时评有“黄庭、乐毅遗意，人不能仿，鉴赏家用以为别。”

　　“时壶”只用刻划署款，字体为楷书， 在紫砂茗壶上用印约在明末清初才逐渐兴起的。民国时期紫砂艺人绝少见过时壶真器，不识大彬款识形式，便在壶上使用当时流行的印章款。我们不时见到有“时大 彬制”四字方形有框揩书印和无框单行四字长条印，书体楷篆均有，不难辨识，凡见有用“时大彬制”印款的壶尽皆伪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