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淦庭(1889-1968)，字缶硕，原名干庭，号石溪、聋人、大聋、漱石、左腕道人、左民，“紫砂七老”之一。江苏宜兴人，陶刻大家，左右手能同时篆刻。其陶刻艺术，在我国美术界影响颇大，是当之无愧的陶刻大家。

任淦庭，光绪十五年(1889)出生于宜兴大浦镇一个家境殷实的人家。任淦庭的祖父在大浦镇做的是南北货的生意，商铺叫“裕泰字号”，祖父过世后，裕泰字号传给了任淦庭的父亲。

任家共四个儿子，任淦庭排行老三，一家人其乐融融。然而父亲的突然离世却打破了这一切的幸福，四个尚未成人的儿子，最大的不过十岁，最小的孩子襁褓之中。

任淦庭的母亲独自带着一群孩子生活，日子日渐艰难起来，到后来更是只能靠变卖家产糊囗。几年后孩子们渐渐长大，到了要自谋营生的时候。

任淦庭夫妇

老大任淦坤继承了先辈做生意的传统到别人商铺学做生意，做了“朝奉”(朝奉：旧时当铺店员)。老二任淦梅去给人画遗像或堂画——和走乡串户的挑担货郎—样谁家需要就去谁家。

到了老大成家立业的时候，老三任淦庭也终于长成了青葱小伙子，要开始找饭吃了。最终，他决定到吴德盛学紫砂刻字。离家的行李是大嫂亲手为他打点的，临行前母亲又仔细叮嘱一番让他努力上进。

旧时出门做学徒一般都是为期三年。在这三年里，几乎是身家性命都是归了师傅的，学不完学不好是不准回家的。

然而刚过半年，突然有一天他又扛着铺盖卷回来了。这下把母亲和大嫂吓坏了，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连忙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任淦庭干干脆脆地应了一声：“学会了!”

事实证明任淦庭真的学会了，他悟性极好，特别擅长临摹，一看就会，一刻就像，再加上自己的刻苦钻研，他才能将别人三年的本事，半年就学回来。

后来他又被吴汉文相中，受聘于“吴德盛陶器行”，也是这个时候任淦庭开始学习使用右手刻绘。任淦庭原是左撇子，故他的别号中有“左腕道人”“左民”等。据说那时为了生产效率等原因，吴汉文便要求他练习使用右手。

任淦庭经过刻苦训练，竟然成功的学会了。特别是在同一器具上作成双成对的飞禽走兽，或是在成对器物上作飞禽动物时，任淦庭能用左手画正面，右手画对称面。这样刻出的作品特别对称，是紫砂陶刻界独创的绝技之一。

到他20岁上下时，刻字的功夫已经在行业里小有名气。那时任淦庭最畅销的一件作品，就是一只刻上整篇心经的小杯子。小小一个茶杯，刻上268字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个就能换来2块大洋，再加上别的收入，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可观。

不知是少年得意于不谙世事中就随了大流还是内心有难解的苦闷?任淦庭抽起了大烟。虽然瘾并不是很重，但传到家里却足够引起轩然大波。母亲自然是又气又心疼，他的三个兄弟也是极不赞成。家庭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不过烟没抽上几年，1937年日本人来了，战事艰难，时局动荡，“吴德盛”遭受日军飞机轰炸而夷为平地，任淦庭被迫离开二十余载苦练成艺、刻骨铭心的“吴德盛”。

时宜兴窑场败落，陶器行业十分萧条，任淦庭无活可干，流落乡村，以卖书画糊口度生。没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过得艰难，自然也不抽了。

直到1943年以后，窑场渐有恢复，任淦庭受聘于蜀山“毛顺兴陶器厂”为技师，并与当时的著名镌刻艺人蒋永西合作书画陶刻直至解放。

解放后，任淦庭参加“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担任技术辅导员，悉心培养艺徒。当今紫砂界徐秀棠、谭泉海、毛国强、沈汉生、咸仲英、鲍仲梅等诸多大师名家均受其技艺传授，得其教诲。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任淦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的紫砂陶刻作品，题材多样，雅俗共赏，为陶刻艺术注入了许多新元素。“渔舟听莺”“腊梅喜鹊”两件作品更是为南京博物院所收藏。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任淦庭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在徒弟徐秀棠的陪伴下去北京参加群英会。

群英会从10月25日一直开到11月8日才结束。开幕式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都出席了会议，会议结束，周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全体会议代表。

任淦庭手稿

这样高规格的会议让任淦庭一直十分激动，连连自语，“我都七十多岁了，还能参加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做梦也没想到。”

任淦庭一生无子，按照以前的风俗，为使无子的人身后有人祭祀，可以和其他人一样享用香火，大哥任淦坤便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为弟弟立了嗣。后来任淦庭领养了一个女儿，叫任淑珍，现在已经过世。

1968年12月31日，任淦庭于家中去世，享年78岁。

他的一生对陶刻事业孜孜不倦，对待徒弟如严师与慈父，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的紫砂瑰宝，是当之无愧的陶刻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