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谢瑞华女士访问宜兴。一日，她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黎淑仪女士来到顾景舟家拜访。

顾景舟

席间，谢女士几次向顾景舟问及当年在上海的仿古生涯。之前，大凡有人问到此事，顾景舟总是含蓄回避。但这一次，顾景舟态度相当开朗。他坦言，当年仿古，即使是伪作，仍不失较高的艺术水准。

从谢女士后来所写回忆文字看，她当时应该读懂了顾景舟的弦外之音：当年紫砂艺人在上海仿古，与当今社会上的假冒商品壶，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顾景舟仿陈鸣远笋形水盂

你们知道，当年在上海滩上，玩紫砂老壶的，都是哪些人吗？

顾景舟仿佛在自问自答：

譬如，李宗仁到上海来度假了。杜月笙要送他一件礼物，送什么呢？肯定不是送金银财宝。送把有身份的老壶，给他喝喝茶，说起来也比较随意，壶是让人亲近的东西，天天要用。这跟书画还不一样。一幅画，挂在墙上，总不能天天用手去摸吧。那个时代，出来做官、经商的人，大都有文化，看老东西眼光特别厉害。当时，哪有那么多的老壶呢？只能靠仿制。你能不能做出那种古气扑面的壶来？光有技艺不行，要懂得那个时代的风气、习俗；要揣摩古人的心态，先要让自己的心，回到那个朝代去。

顾景舟仿陈鸣远方壶

这段话，为什么顾景舟要憋到1995年才讲呢？这大概与当时假冒伪劣的紫砂壶充斥于市的风气，大有关系。

说着，顾景舟拿出一本1983年台湾出版的《中国茶道》画报，翻到其中的一页，让客人看。他说，他当初看到这本画报上，有署名陈鸣远的一件“天鹅樽”，感到很意外，也很兴奋。他曾告诉徒弟潘持平，这对天鹅樽，是他制作的。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是，凡他手制的东西，一眼就能认出。

顾景舟仿陈鸣远天鹅樽

当时他在上海“郎氏艺苑”谋生，必须从公共租界进出，把守在租界门口的日本兵盘查很严。有一次，他把刚做好的“天鹅樽”素坯放在一只篮子里，在租界门口，被检查的日本兵碰坏了底座。当时天气炎热，泥坯干燥，虽然后来经过修补，但烧成后还是看出一点细微的补痕。

这件作品底款是陈鸣远，但在“天鹅樽”的里端，却镌着一个细微的不易被人察觉的“景”字。这是顾景舟当年仿古时的特定印记。他进一步阐述，当时所仿器型，全由老板拍板，打印章也是老板的事，他无权过问。

顾景舟仿时大彬僧帽壶

顾景舟又告诉客人，还有一件在壶内贴有“景记”印章的，是“僧帽壶”，底部刻“生莲居 大彬”，为台湾收藏家陈文彬所藏，顾景舟承认，此壶亦系他所作。

多年后的2012年保利拍卖，该壶价格达700万元。顾景舟没有见到这一天，但是，早先他曾经对徒弟说过一句话，我的壶，100年后，还会有人喜欢，价格不会低。

那天，顾景舟对着虔诚的客人，将这些陈年往事，一吐为快。最后的结论，顾景舟是这样说的：

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但其间也有制作者的创造。

至此，顾景舟对自己早年上海仿古的经历，公开给出了一个句号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