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神农本草经》中曾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可见茶最初的功效是药用。唐代茶圣陆羽于唐肃宗上元年初结庐于湖州之苕溪，历时十余年，将茶与艺术结为一体，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茶文化专著——《茶经》。艺术的熏陶和江南明丽的山水，构成《茶经》中幽深清丽的思想与格调，也令茶与文化得以“亲密接触”。 

作为品茶最佳器具的紫砂壶，其历史渊源虽远逊于茶，但茶客对壶的讲究却并未因其流传时间短而稍有懈怠——究其原因，也正与中国的茶文化息息相关。唐代时饮茶盛行“煎茶法”，要求壶腹大、口大、畅流；而五代、宋时期，“斗茶”流行于城市的街头巷尾，决定斗茶胜负的标准，一是汤色，二是汤花——这就要通过“点汤”或“点茶”来做功夫（现在很多茶艺室里斟茶时“凤凰三点头”的动作应源于此），相对应的壶则是小口而长曲流；明、清之际讲究“泡茶”，泡饮时使用的茶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所以壶身变矮变小，因为小壶可以使茶香不散，保持了茶本身的色、香、味。实在是壶因茶而传世，茶因壶而留香。 

若说到紫砂用于制作茶具，已经是北宋时期了。当时的江苏宜兴已有紫砂器出土的记录，不过当时的紫砂器还没有形成为茶具，仅有些许残片显示出曾被作为煮茶的用具。真正意义的紫砂茶壶直到明武宗正德年间才开始产生。 

据说，当时在宜兴近郊的金沙寺中，有位爱好品茗的僧人，为了品茶，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最能表现茶韵的茶具。不经意间，他在寺庙附近的土山上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泥土——紫色且容易成型，烧制后敲击，可发出铮铮之声，其色沉稳凝练、其型坚固稳定、其声清脆悦耳。于是，他便取紫砂细泥制成壶型并经过焙烧，成为历史上最早的紫砂壶。

不过，金沙僧制作的紫砂壶确切是什么模样，现在已不可考；倒是后来在金沙寺陪公子读书的供春，成了诸多史书中记载的“紫砂壶之父”——当时有位读书人吴颐山在金沙寺借宿读书以备应试，随他一同住在寺中的还有书童供春。供春对金沙僧制作的紫砂壶很感兴趣，便仿照寺里的老银杏树上长出的树瘤制成“树瘿壶”——就是后来历史上价值连城的“供春壶”——而供春也就随之而成为世上第一位制作紫砂壶的名家。供春聪明过人，向僧人学习制作紫砂的技术，并在实践中逐渐改变了前人单纯用手捏制的方法，而用木板镟泥并配合着竹刀的使用。他充分利用泥陶本色，衬托以恰如其分的图案造型设计，使壶型新颖、雅致，质地薄且坚硬，因而名噪一时，有“供春之壶胜于金石”的说法。 

供春之后，历史上的紫砂茶壶名家层出不穷。明代万历年间的董、赵、元、时四大家——董翰、赵梁、元畅、时朋，为最著名，还有当时的李茂林；此外，时朋之子时大彬所制的“大彬壶”也颇负盛名。 

明末清初，越来越多的壶艺名家发现单纯依靠制壶人的设计，已经使紫砂壶的发展历程走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境地，于是便开始尝试着与文人雅士共襄盛举，紫砂壶身上开始出现落款、刻字等艺术表现形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曼生——陈曼生名鸿寿，字子恭，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生人，道光二年卒，是一位书画家和金石家，在金石篆刻上造诣很深，被后世尊为“西泠八大家”之一。陈曼生是科举出身，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在毗邻宜兴的溧阳县任知县。因地利之便，陈曼生得以结识了制壶艺人杨彭年、杨凤年兄妹，并因此而成为紫砂壶界一代宗师。由陈曼生设计，杨氏兄妹成型，再由陈曼生和他的一帮文友题字撰铭的壶，后世称为“曼生壶”。“曼生壶”系列共有三十八种款式，每款均造型新颖独特，制作工艺精湛，更有书画铭刻为装饰，“曼生壶”铭极具文字意趣，故“壶以文贵，文以壶传”——文化与工艺珠联璧合，使中国传统文化“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风格精美地与紫砂融为一体。“曼生壶”实现了紫砂壶的全方位美学发展历程，使宜兴紫砂文化的内涵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也将紫砂壶以“诗词、书法、绘画、工艺”四位一体的风格，推进了高雅艺术的殿堂。 

紫砂壶，造型简练、大方，色彩淳朴、古雅，不仅富有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格，而且还有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盛暑不易馊的特殊功能——用以盛茶，“外类紫玉，内如碧云”；赏其风采，“温润如君子，豪迈如丈夫，丽娴如佳人，潇洒如少年，飘逸如仙子”。使用的年代越久，壶身色泽就越发光润古雅，泡出来的茶也越是醇郁芳馨，甚至空壶里注入沸水都会有清淡香气，故尔寸柄之壶，盈握之杯，往往被珍同拱璧，贵如珠玉——茶具万品，独以紫砂为尊。 

收藏紫砂之人未必嗜茶；然善于品茗之人，必钟情于紫砂壶。

时大彬 特大高执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