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传炉壶的造型特征:
就造型而言,四方传炉壶属于紫砂光素器的范畴,器身形状以方器为基本形,但方中寓圆,比一般方器多了一份圆润之美。就制作的难度来看,四方传炉壶的成型难度相当高,甚至可谓是紫砂陶器中,具挑战性的几个器形之一。陶手一般多采镶身筒技法作成粗坯,再将上下左右逐一拍圆,所以从纯手工制作的四脚猪内部四侧,一般都可看出四条泥片相接的突起接线。而壶嘴的造型难度亦高,方中带园,圆里寓方,再加上多为三弯流式(当然亦有一弯流及二弯流者),在处理上倍增挑战。况且壶嘴攸关全壶气势、整体造型,更涉及实用层面(如出水是否顺畅有力、断水是否果断不留茶涎),所以四方传炉壶的壶嘴最能看出陶手的技艺修为与美学涵养,亦往往是鉴赏陶手制器真伪的重要参考。
四方传炉壶的壶盖延续了全器造型特微,所以多为方型圆角,一般多采压盖形式,制作精良的壶盖要能四面通转无碍,且面面俱到,能接续全壶气韵。至于壶钮的处理则有桥型、笠型、圆方型等形式,取决的标准除了要能便于掀盖、隔热,更需顾及与器身的整体搭配协调与否。
四方传炉壶俗称“四脚猪”,其“猪脚”自然是最明显的特征。几乎所有的传炉壶式的底足皆采“钉足”形式,且多属短柱型,其它如石瓢壶常用的圆钉型或如意云头型则未见使用。即使是小小的钉足,各家作法亦见差异,有的耿直如圆柱,有的则呈倒梯形,更有的尖削如粽角,各见特色。
至于壶把的形式则千篇一律为“端把”形式,未见有提梁或横把者。其端把均为上粗下细的“正耳把式”,常见于方器的方形端把因线形不搭,故未见采用。
以上是四方传炉壶在造型上的特征。不过,尽管四方传炉壶的造型讨喜,但它在“性别属性”上仍偏向于男性用壶(如西施壶、思亭壶则偏属女性适用)。主要的原因是,这种矮胖的端把壶式在装满茶水时显得十分凝重,从力学角度来看,单凭姆指与中指捏把,食指压盖的“优雅执壶”手势是几乎不可能操作的。较常见的使用方式是将大姆指轻压壶盖(以防倾壶注水时落盖之险),再将其余手指视把圈大小,适度扣住壶把,来进行茶事操作。
四方传炉壶的装饰手法:
紫砂史上,四方传炉壶出现最频繁的时期当在清末民初,其后渐渐减少,直到现代除了偶见几把之外,似乎不易再见新作(大批货除外)。由于民国初年,紫砂陶器盛行以陶刻装饰,加上四方传炉壶的壶身宽广,提供了书画铭刻的最佳空间,所以传世的民初四方传炉壶几乎有七成以上,器身都饰有书画铭刻。常见的手法是一侧刻上人物、花鸟、山水等《芥子园画谱》中的国画图案,另一侧则刻上行书、草书、隶书等诗词、短句,或刻以钟鼎石刻拓本、博古图录等古趣盎然的图样。执刀者如东溪、跛陶、岩如、石生、缶硕等,相信都是老壶友熟悉的民初紫砂陶刻名手。
另有一种善用泥料色相变化的装饰手法,便是先以紫砂或红泥为本色制坯,外层再裹以一层蓝绿泥。如此一来壶身内外便有了两种泥色,更妙的是此种组合一经刻刀刻划后,自然露出裹层胎色,色系对比醒目却不显突兀,确是一种十分具有巧思的装饰手法,不但达到融书画于砂壶的艺术效果,更藉由以泥饰泥,充分体现紫砂的纯朴本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愙斋”订制,俞国良制器的四方传炉壶,它们不但壶身两侧都饰有书画铭刻,更别出心裁地在底足涂上彩釉,相当罕见。我们知道,紫砂壶的彩釉装饰在清朝曾盛行一时,不过由于它掩盖了紫砂纯朴的本质,所以到了晚清便渐走下坡,至民国初年更见式微。“愙斋”即为紫砂名人吴大澄,他或许同感于彩釉装饰过于冶艳,所以授意俞国良将其饰于底足,如此既收装饰之功,更不掩紫砂本来面目,不失为一种颇具创意的手法。
清晚期 段泥诗文传炉壶 愙斋款 俞国良制 宽:23.5cm 容量:300cc 壶底钤『愙斋』印款,盖内落『国良』。
壶身有民国刻字名家南林氏铭:『山外淡云无墨画,林间风雨有声诗』 另一面作金文:『瞏作宝尊彝,南林氏刻』
四方传炉壶为清晚期创新品种,此壶式方中有圆,圆中寓方,要求比例恰当、珠圆玉润,实属不易。传炉壶中以清末民初壶艺名家俞国良之作为传世精品。此段泥传炉壶乃俞国良受“愙斋”吴大澄订制,方圆相济,挺匀有力,功力不凡。
传炉壶的传统成型法都是采用四片泥镶接法,现宜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挑战前人手法,采用一片泥拍打成型,这除了要更高的技艺外,艺人创作时的那种良好心态也非常关键,这种是方似圆的造型,用镶身筒做到挺括有力本身就很难,而用拍身筒要做出壶的张力那难度可想而知,这种拍打成型法的传炉壶浑然天成,圆润有加,实属难得,是紫砂艺术的珍品。
从民国大量涌现到当今名手如林的时代,造型好、气度佳的传炉壶的反而少见,一是因为器型传统,缺少创意;另一是因为成型难度颇大,不好把握尺度,也难突破前人。传炉壶身筒的张力和三弯嘴的处理尤难,这种方圆结合体颇考验工手的技艺,看起来是方的,但摸起来像是圆的,以线面的交接过渡来表现力度,而四个乳鼎足有四两拨千斤之势。壶嘴的处理更具挑战性,当然有也有部分传炉壶采用一弯嘴和二弯嘴的,不管什么壶型,三弯流的制作都有难度,而传炉壶的三弯流处理关乎到整体壶型的气度和力度,也要考虑到其实用出水等功能。我们现今看到的很多传炉壶是软塌塌的,没有气势,主要原因有几个,一是身筒拍的不好;另一就是壶嘴处理不到位,所以说壶嘴的处理最能检验出一个工手的技艺水准及艺术修养。
民国 李宝珍款 四方传炉壶 长:18 cm
四方传炉壶为清末创新品种,此壶以紫砂为材,泥质润泽细腻,坚致细密。茶壶方唇,壶盖上隆,中设提钮,短颈,鼓腹,下设四乳丁足,前侧流嘴呈三弯式,后设圆把。传炉壶式方中有圆,挺匀有力,堪为壶中佳作。壶身一面刻折枝花卉,其上刻线清晰,花叶繁密,构图得体,清新雅致。另侧作大篆题字,字体瘦劲,尾落『壬午年利永刻』款。利永为民国二年所创利永陶器公司。壶盖内壁一侧刻长方阳文楷书『宝珍』款,壶底中心作篆书阳文方印『李宝珍制』款。
民国 冯桂林 段泥诗文大四方传炉壶 长:23.5cm 容量:1200cc
底款:『金鼎商标』 盖款:『桂林』
铭文:『酌甘泉,沦苦茗,孔颜之乐在瓢饮,曼生题 跂陶氏并刻』,另面跂陶作
此传炉壶器形沉着稳重,方中有圆,圆中寓方,比例恰当,棱角浑朴有致,底、腹、口规矩而挺拔有力,嘴流自然,纽圆适度,壶盖与身过渡相切,底部四足稳而秀巧,整器做工精细,混若天成。此传炉为冯受金鼎商标制作,壶身有民初刻字家加持,是一把传炉中难得的佳作。
传炉壶(紫泥) 吴云根制 高:9.3cm 底款:『阳羡吴制』 盖款:『芝莱』
云根传炉壶与他人制作的传炉有着明显的区别,尤其体现在壶流上,弯曲有致,仿佛仙鹤弯曲的颈项,随时会引颈对天长鸣,极具张力。据《宜兴陶艺》记载,美国旧金山的两位外国人也收藏有吴云根制的传炉壶。
当代的四方传炉壶制作相当少见,或许是陶手觉得此为传统壶式,造型上较无新意,又或是其成型不易,制作旷日费时,不如其它器形讨好。但有几个中青年实力高手,敢于挑战,独具匠心,诸如华健、虞宏、潘小忠、马暻辉、陈国良等,他们的传炉壶各具特点,尤见功底,从做工精良到器型结构、比列尺度等等,已超越前人,但气度来说各有所长。特别是陈国良所制作的“灵玉式传炉壶”让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此器一反传统“以方寓圆”的基本架构,改采“以圆寓方”的设计原则,全器上自壶钮,下到底足,无一不是浑圆蓄劲,倍增温润。若说传统传炉为“四方传炉壶”的话,那此壶或可谓之“迷你四方传炉壶”。由此可见传统形制固然是先辈遗产,但若不能另出新意,老是因循反复,必将被淹没于紫砂的潮汐中;反之,如能反刍前人智慧,消化之后再赋予全新的时代风格,必能为今日紫砂再写新页,亦将无愧于紫艺先辈。
冯桂林,清末民初人,是个相当多产的陶手,可谓“年无一日歇,日无一刻闲”,擅制各款茗壶,所制传炉壶气度大方。常用二枚『桂林』阳文篆字方印,由于曾在吴德盛陶器公司供职,所以有些制器底款均钤有『金鼎商标』图章。
汪宝根,清末民初人,工于制壶,观其遗器,自有一番甜美圆润之风。常于盖内落有『宝根』二字阳文篆字方印,上方落一枚『汪』字楷书小方印,部份作品则有『旭斋』二字阳文方印,篆法极佳,应系出自名家刀下。
吴云根,1892~1962年,字芝莱,是现代著名的制壶高手,特别擅长于紫砂塑器的制作,制器风格朴实稳重,光润内蕴。常于盖内钤上『云根』二字阳文篆字方印,或盖『芝莱』楷字长方印及『芝莱』篆字长方印。壶底用印则有『吴云根制』篆字方印、『吴芝莱造』楷书方印,另于铁画轩供职时,制器则加落『铁画轩制』篆书方印。
民国 朴斋款 段泥传炉壶 宽:17.3cm 盖款二字大篆小章『鸿溪』,底款『朴斋』。 壶身正面隶书『传炉』二字,并铭:『唐白香山诗,上方茶赐出传炉,若泉刻』 另一面线刻菊花图。 此段泥传炉壶同样制作精细,方圆相济,挺匀有力,功力不凡,是传炉壶中的佳作。
就其形式来说传炉为传统壶型,至清末曾改为四方传炉,可为历久弥新。传炉壶始创于哪个艺人或高手,目前为止,没有定论。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包括紫砂工艺发展史,纵然有些器形佳作是由历代能工巧匠及名家高手别出心裁,独力创制出来的,但绝大多数的经典器形仍是在前人的器型基础上经慢慢改良、演化而来。
四方传炉壶的形制到底是滥觞于那一时期,甚或是首创于那位高人,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妄发谬论。不过从历史和传世作品来看,上海市博物馆藏的一把紫砂“四足方壶”,是清初制壶大家陈鸣远光素器的代表力作之一, 该壶敦厚朴实,方中有圆,寓圆于方,典型的清早期三弯嘴,大执把。令人感到兴趣的是,此器的壶腹外鼓,底有四个圆柱形底足,这一造型特点与神态上和我们现在看的传炉壶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禁让人怀疑两者的血缘关系。另有一款弧棱壶的造型,其壶上半身结构和四方传炉壶几乎接近,弧度上有点区别而已,只是在下半身并未收敛,而是壶身直落壶底,形成四个假足(挖足),这可说是四方传炉壶的近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