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冯可宾《茶笺》：“茶壶陶器为上，锡次之。”高濂《雅尚斋遵生八笺》：“茶铫、茶瓶紫砂为上，铜、锡次之。”锡壶在茶具发展史上曾占有重要地位，至紫砂壶兴起后，才逐渐成为配角多作煮水器之用。所以明末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周又以声论茶日：“惟纯锡为五金之母，以制茶铫，能益水德，沸亦声清。”认为锡铫乃煮水佳器。

图：杨彭年款紫砂胎锡壶

宜兴紫砂壶玩赏向来注重器表质感的变化，但紫砂陶史上也曾短暂出现过砂胎锡壶。清代蒋生《墨林今话续编》：“朱石梅坚，山阴人，工鉴赏，多巧思。砂胎锡壶，是其刨制。著有《壶史》一册，嘉道以来，名士题吟殆遍。”所谓砂胎锡壶，是先请陶人(多为杨彭年)以紫砂制作壶胎，再另请锡匠将壶身以纯锡包覆，并接上玉质的壶嘴、纽、把等配件。

在清代“茗注莫妙于砂”已是共识，如奥兰田《茗壶图录•品汇》：“茗注不独砂壶，古用金银锡瓷，近时又或用玉，然皆不及于砂壶。”可见朱坚创制此种繁复工艺，并非单纯的标新立异或是基于对锡壶的缅怀。事实上，朱坚此举应是受到嘉庆、道光年间，有陈鸿寿所带起的文人饰壶风尚的启发。砂胎锡壶的创作为文人提供了一展壶面文思的机会，因为以往的紫砂壶铭刻固然风雅，但却需趁壶坯阴干未烧之际题刻，再待烧窑冶炼始成，少则十天半月，不但旷时日久，且器成后不能修改补题，不便于文人往还交际。反之，砂胎锡壶的锡面甚软，易于受刀，俟文思泉涌或酬唱之间，倾以篆刀刻就，岂不快哉!然而朱坚此举毕竟只是文人观点，砂胎锡壶因为制作繁复，备料不易，而且壶身笨重，泡茶效果不佳，终究未能蔚为风尚，仅在晚清昙花一现。

本品正面以隶书阴刻“茶甘留舌本，余味在胸中”，典出宋朝陆游《晚兴》：“并檐幽鸟语璁珑，一榻萧然四面风。客散茶甘留舌本，睡余书味住胸中。”署款“庚寅春日石某作”，庚寅为清道光+年(1830)。背面刻绘“春江水暖”图，单刀铁笔，线条流畅，深浅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