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陶瓷大国，有着厚实的传统文化底蕴，在世界陶瓷艺术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只要谈起中国陶瓷，无论是谁都会不约而同地，闪现出材料精美，制作精微，画面精致的一系列熟悉的形象和动作，特别容易让人联想起的是宜兴紫砂茶壶和景德镇的青龙瓷瓶。紫尖茶具之所以在宜兴陶器中最为有名，除了它的泥料和装饰语言都较为特殊，尤以其独特的手工成型在偌大的陶艺王国里显得出类拔萃。传统制壶手法中揉、搓、拍、切、划、刮、压、挖、挑、接、光等一系列动作的连续性，那传统装饰中的古代人物、山水、花鸟和工整对称的图案样式及造型规律所引发的联想，常常使我们流连于幻觉中，让我们几乎忘却了对现实的关照，感受着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国人已习惯把陶瓷艺术的认知理解直接倾注在中国特色的书画装饰和工艺特色上了。

　　陶艺工作者们在创作中往往将艺术和技术不露痕迹地糅合在了一起，体现在技术上的一次次革新，如泥色、釉药、烧成等，也都倾注了最大的关注，但无形中模糊了技术和艺术的界限，在追求至善至美的探求中，却将艺术创造远置于技术革新之后。在厚重深邃的文化基石面前，我们似乎只有依仗着她向前行走才觉得踏实。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对于技术的勤学苦练，孜孜以求和对于创造的畏惧心理逐渐形成的惰性甚至是回避，对于技术有所得的欣欣然和那满足了经验积累的快意，掩盖了我们的陶艺创作乃至生活中缺少成功与失败、亢奋和痛苦的创造冲动。
　　我国的陶艺创作如何能在新世纪体现出新时代的特色和优越感，“向传统学习”固然是我们的必经之路，然而“从传统中走出来”更显得对于创造具有积极意义。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里，纠缠不清的两种对立的观点在各自错位的基点上必需相互看清对方的弱点。一种是走进传统却始终没有冲出来，在自赏和得意中看不惯一点离经叛道；另一种是脱离文化背景和虚无，带着对传统观念和技术的不屑一顾，把西方艺术观点和方法拿过来生吞活咽。诚然，现代陶艺在我国起步较晚，还处于发展时期，若要赶上西方、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要面临着许多突破口。不是西方的文化给我们注入兴奋剂，更不是让我们背着沉重包袱固步自封，倒是如何将传统精华比较自然地领入今天，让它带着中国传统艺术不可类比的优越，心平气和地贴近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对于陶艺的美感认知和体验，也并非因艺术的现代经而有所改变，但若要适应新世纪陶艺创作的环境而同时又拥抱着传统的陶艺制作规则不放，这绝对会与崇尚现代的主流相对立，甚至会间接地分裂创作的思维。在这种进退两难，创作思维无法定夺的情况下，陶艺创作对于我们而言无异于是一种极大的心灵煎熬，到底哪一种创作形式最能反映出文明社会的需求以及容易地被观赏者所认同或接受？其实我们的内心都清楚地知晓其中的奥秘，但都力不从心地无法做到。我认为尽自己的本分亲自体验，认识整个社会文明架构的变迁，并且重新探讨传统美学的理论及其创作的基本方式，正是被认同和接受的唯一方法。当我们在创作理念和形式上有所获得之后，就能立足攫取传统艺术精髓的方向，再加以蜕变转化为现代陶艺的创作思维，使陶艺作品不仅得以保留住那源源不断动的生命活力，更具有新颖丰富，多元化的有新时代特征的表现方法。
　　综观二十世纪陶艺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主流陶艺家和陶艺大师们，都有自我创作的特殊的艺术涵养，且极虚心、细腻的去思考艺术创作的传统价值和创新的成效，使其作品能顺畅地彰显出其特有的“独创性”及“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实际上，创新而有味道的陶艺作品在于强调出艺术家心灵的精纯和诚实面，并非仅靠舍弃传统的创作理念，就可立刻产生具有时代性的原创性动力。当然，我们在创作思维的挣扎中有时也会深陷于“新”或“旧”的思维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但只要我们能秉持已风，就能调及僵化，这就是所谓的传统与现代形式之间的对应及衔接的微妙关系。在陶艺创作中，有一些现代因素来自我们记忆的片段，这些现代尘埃中的颗粒有时难以用具体的形来形容。艺术创造毕竟不是化学试验的技术革命，现实中的场景有时候以各自为政的个体形式在脑子里时浮时沉。记忆的流失，留下来的却也是自行提炼的背景，而构成现代陶艺的要素还有很多无法以文字记录的幻觉，想象一闪而逝。现代情绪的诱惑吸引着我们也许彻夜难眠，也许一触即得，我们既然有了对于传统敢于评价的勇气，又对于盲目地看中西方陶艺的表情产生过冷静的思考，生活的灿烂和阴暗面虽不时的触动着我们的神经，而艺术创造的规律则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不动肝火地体悟社会及至人的精神世界。只有把传统的解读，西方艺术的热情和冷静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繁杂情绪全部转化为创造的冲动，我们的工作才具有了最朴素的意义。
        无论如何，创造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唯有创造才使得我们自觉于有意义的生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