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从煮水用的大壶转变成文玩小壶，从单纯的实用价值衍生出艺术和收藏价值，是紫砂茗壶在制作工艺、装饰手段，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珍玩性的发展的源动力。
        紫砂茶壶从一般民间用具，发展为精致的，受到文化士人青睐的文玩案赏之物，便也就不再只局限于文人们诗文中的偶一吟咏和随笔方志上的寥寥数笔了，于是，关于紫砂茶壶和作者的记载开始较详尽地出现。
        见于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壶艺家当属明朝弘治年间的宜兴金沙寺的“金沙寺僧”。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老和尚据说是当时一位技艺超群、名噪一时的壶艺大家。
        金沙寺距宜兴二十公里，在今丁蜀镇以西。距金沙寺遗址一公里处，曾出土过大型古代龙窑群，并且发掘出少量的紫砂残器的碎片，显然这里曾经是制陶业较发达的地区。
        金沙寺僧的制壶技艺很高，当时已负盛名，他的制壶手法据吴骞在《阳羡名陶录》中所说：“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不过吴骞的时代距金沙寺僧已有两百余年，所记未必确切，仅就他提到金沙寺僧制壶的“刳使中空”就足以值得商榷：早在北宋已经出现了镶接身筒的方法，那到了明朝中期，为何却倒退为掏空泥坨成形了呢？不过他提到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是可信的，这大约近于今日之“练泥”。
金沙寺僧的技艺和作品究竟如何，今天已无从考证，但他对后世的影响确是非同寻常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造就了一代“窃仿老僧心匠”的紫砂壶艺宗师——供春。
        紫砂茗壶最终成为一种为人们所推崇的造型艺术作品，虽然有其自问世后数百年的积淀，但最终使其辉煌于世的应该是供春了。供春和他制作的紫砂茶壶确立了紫砂茶壶的艺术化和与士人文化的结合的特点，可以说，供春时期是紫砂壶艺由稚嫩走向成熟，从敝陋走向高雅的转折时期。
        供春，生卒年已无从考证，大约活动于明正德年间，据吴骞的《阳羡名陶录》记载：“供春，学宪吴颐山家童也。颐山读书金沙寺中，春给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搏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指螺文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暗暗，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世。以其系龚姓，亦书为龚春。”，吴颐山的侄孙吴梅鼎在其《阳羡茗壶赋》中说：“余从祖拳石公（即指吴颐山）读书南山，携一童子，名供春，见土人以泥为缶，即澄其泥以为壶，极古秀可爱，世所称供春壶是也。”
        从以上两则记述可以窥见供春的身世及其进行紫砂茶壶的创作起源。吴骞和吴梅鼎在这里关于供春的师承的说法有所不同，一说供春是由金沙寺僧处偷学技艺，而另一说是学自“土人”，也就是当地的制陶者。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从今天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当时离金沙寺不远就是一处规模很大的陶瓷烧制中心，而供春在偷学老僧技艺的同时，也去向当地的陶瓷工匠们求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供春的制壶方法师承了金沙寺僧的“搏其细土，加以澄练”的练泥方法，而成型方法已经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颇似今日之“手拉”的方法，而留在壶上的“指螺文”的痕迹，竟成了后人辨别真伪的标识了。
        供春所制紫砂茶壶在其在世时已经名声雀起，为人们所渴求，“供春制茶壶，款式不一，虽属瓷器，海内珍之。用以盛茶，不失原味，故名公巨卿、高人墨士恒不惜重价购之。”（吴骞 《阳羡名陶录》）。周澍在《台阳百咏》中说：“台湾郡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小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可见“供春壶”之贵重。
        供春壶在清代已近绝迹，现今国内仅存的一件“供春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其形似一个古树的树瘿，壶身刻画出树瘿的疤结，是典型的“自然形”砂壶，把脚有篆书的“供春”二字。
        说起这把壶还有一段故事：这把壶是近代宜兴名绅储南强先生于一九二七年购于苏州地摊上的，据其多方调查，知其原为山阴傅叔和所藏，傅叔和是得自费念慈，而费之前则为吴大澄所有，吴之前是沈钧和之物。这些有名的文人公卿的收藏，更坚定了储南强的信心——确认这把树瘿壶为供春的作品。这把壶的盖子原已失落，吴大澄收藏时，曾延请清末名壶艺家黄玉麟为其配制了一只壶盖，但不知为何，这位壶界高手竟然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他把树瘿壶的盖子做成一个北瓜瓜蒂的形状。储南强收藏后，著名画家黄宾虹评论说，壶为树瘿，盖子却是瓜蒂，绝不匹配。储南强认为黄宾虹的评价大有道理，于是，邀请当时制壶高手裴石民重新为这把壶配制了一只树瘿的盖子，黄宾虹应邀在子口圈壁上作铭，铭曰：“供春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百金易之而来，能重为制盖者裴石民，题记者稚君。”盖子烧制好以后，发现略大，只得加以打磨，黄宾虹镌刻在子口上的铭文被磨得模糊不清，终成憾事。
        这把壶是目前公认的“供春壶”的仅存，但笔者却于此大有不同的看法，依据有四：
        其一，供春所处时代之练制紫砂泥的工艺较今日必定相差甚远，而且据与供春之后的时大彬同时的明人许次纾所著《茶疏》所云：供春所制茶壶“盖皆以粗砂制之”，而这把“供春壶”砂质细腻，显然与当时紫砂茶壶之用料不符。
        其二，在供春的时代，作者是否在砂壶上属上自己的款识尚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及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紫砂制作者们是不用篆书属款的。
        其三，在供春的时代，还没有出现专门的烧制紫砂陶的窑，紫砂陶器是混于其它瓷器一同烧制的，又没有后世之防止釉泪而制的“匣钵”的保护，故表面难免沾有“缸坛釉泪”的痕迹，而这件“供春壶”上则一点也没有。
        其四，供春作品上有“指螺文”，而这件作品上踪迹全无。
        综上所述，这件“供春壶”应该可以肯定不是供春的原作，而只是一件时代较早的供春款式的仿制品。
        供春壶的款式显然不会是只有树瘿一种，海外现存一把底款为“大彬仿供春式”的龙带壶，也是供春当年的款式，至于后来流传的其它供春款式的真伪现在已较难判断，但可以肯定，其中一定有当年供春创制的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