壶造型新颖精巧，温雅天然，质地薄而坚实，在当时已经负有盛名，所谓“供春之壶，胜于金玉”。周澍《台阳百咏》中记述“台湾郡人，茗皆自煮， “最重供春小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可见供春壶的工艺成就和当时的社会声望。供春的制品很少，流传到后世的更是凤毛麟角。

清代吴赛《阳羡名陶录》一书里，对紫砂茶壶搜罗极广，记载详尽，可是单单缺少供春壶，吴氏以未曾亲眼见过供春壶为终身遗憾。稍后的张叔未自诩为陶壶鉴赏家，平生看到过不少紫砂茶壶，但在他的《清仪阁杂咏》中，也自叹福薄，没有看到过供春壶，甚至还感慨地说：“这个瑰宝，世间已经不复存在了！

储南强

一九二八年，宜兴有一位储南强先生，十分重视故乡的文物，曾不惜一切代价征集和搜求供春壶。一天，他在苏州冷摊上无意中发现了一把紫砂茶壶，造型非常奇古，摆摊子的主人却把它当作破铜烂铁，满不在乎地摆在一边。储先生见了好奇地拿起一瞧，壶把下的款识赫然是“供春”二字，壶盖是由后来的制淘名手黄玉麟配制的。这一发现使储先生大为惊喜，立即不露声色地花了五百块银圆买了回来。

储先生奇遇供春壶当然如获珍宝，庆幸不止。他为了要考证这把突然发现的供春壶来历，鉴定它的真伪，又花费了很大一番工夫。首先亲自再去苏州，找到那个摆冷摊的主人，向他调查盘问。冷摊主人见他那么专心诚意的打听，就老实地告诉了他，说是从绍兴傅叔和家里流传出来的。储先生又赶到绍兴，进一步向傅家了解，知道在傅家收藏之前，曾经是西蠡费氏所有的。再写信请问费氏，费氏又说在他之前一度是吴大瀲收藏的。再打听吴大潋，吴说是得之于另一收藏家沈钧和。沈之前出于何人已渺不可考。这把残破的供春壶，来历竟是如此曲折，而储先生的考证毅力也确实惊人。最后，储先生为这个珍宝做了儿万字的考证文章，证实这把破茶壶确实是供春的原作，并非“假虎丘”，而且逢人炫耀。

黄宾虹

有一次，杭州的名画家黄宾虹看到了这把壶，也以为真是奇遇。他在欣赏供春壶后提出了一点意见，他认为，供春壶壶身既然以银杏树瘿为蓝本，那末，黄玉麟配制的壶盖也应该是树癭的形状，然而黄玉麟没有理解这一点，却配上了北瓜的蒂柄，此之谓“张冠李戴”。储先生认为有理，就请现代制壶名手裴石民重做一个树癭的壶盖，并在壶盖止口外缘刻上两行隶书铭文，凡四十五字，文曰：“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来，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題记者稚君。”稚君是宜兴的金石书法家潘稚亮（潘勤孟之父）。所谓“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来”，是指当时英国皇家博物馆派人来商量，希望储先生出让供春，代价是二万美金。储先生因为这是国宝，又是故乡文物，没有答应。

据说，为了庆幸供春壶的重返故乡，储南强先生打算在宜兴城外西溪上造一座楼房，题名为“春归阁”，并请潘勤孟同志写了一方“春归”的匾额，准备专门收藏供春壶。后来，因为抗日战争发生，“春归阁”未曾建成。宜兴沦陷后，日本收藏家曾几次想谋夺这把供春壶。日本人对中国的陶瓷非常注意，他们有一部《茗壶图录》，搜罗宜兴的紫砂茶壶比《阳羡名陶录》还要丰富。日本人也久闻供春壶的大名，有一次派了专人来找储南强先生，愿以八千元的代价买去。储先生有骨气，没有出卖，而且为了免于纠缠不清，他索性躲到深山别墅，避而不见了。

徐悲鸿

全国解放后，储先生把一生所有集藏全部献给了国家，这把唯一的供春壶是所献的重点文物之。一九五三年四月收藏在苏州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时，徐悲鸿先生曾托任敷孟老师为其拍摄照片；之后南京博物院为了不使供春壶绝艺失传，曾请宜兴紫砂工艺厂的名手依原形仿制若干把，以广流传。现在，供春壶原作收藏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供全国人民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