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明万历雕漆提梁壶（残）

图2 清道光石楳款紫砂胎镶玉槟榔木壶

　　宜兴紫砂壶兴起于明代，明晚期至清代中前期走向兴盛，受到宫廷的重视。故宫旧藏的万历时大彬款紫砂胎雕漆壶，就是以紫砂为内胎、外罩雕漆的宫廷用品，也是世界上仅存的此类传世珍品。旧藏中还有一部分明代宜钧制品，以紫砂为内胎，外罩仿钧窑窑变釉。因明代紫砂尚属初创阶段，器表粗糙，为显示宫廷华贵气象，明代进入宫廷的紫砂茗壶都是以紫砂为内胎的雕漆或挂釉制品，尚未见光素无饰的本色紫砂茗壶，故宫收藏的这件明万历时残缺的雕漆提梁壶(图1)已经算是非常素雅的了。还有一件宜钧“祥符铭”茶叶末釉葫芦瓶(图2)，也只是用紫砂为内胎。
　　繁缛的三代砂壶
　　受皇室成员喜好的影响，清代康熙朝出现大量以紫砂为内胎，外施彩釉的紫砂壶。为迎合皇室的审美喜好，地方官员把紫砂壶进行二次装饰烧造，作为贡品进贡宫廷。反过来，这种宫廷习气也引导着民间风尚，诸多名家多有制作。于是从康熙朝开始至乾隆朝，乃至嘉庆朝前期的100多年间，珐琅彩、粉彩、炉均釉、描金、泥绘、贴花、堆雕等等装饰工艺悉数登场，包裹着本来素雅的紫砂壶。
　　因康熙皇帝对珐琅彩情有独钟，所以使得本在铜胎上的珐琅彩被移植到紫砂泥壶上。据《乾清宫珐琅、玻璃、宜兴瓷胎陈设档》记载，其基本工艺流程是：光素紫砂壶由宜兴艺人做好烧成，然后送进宫内造办处在素壶上进行加釉彩饰，经二次烧造而成。珐琅彩紫砂壶面常有牡丹、锦葵、萱草、野菊等花卉纹装饰，色彩金黄，富丽堂皇，底款常为“康熙御制”四字。
　　康熙晚期至雍正年间，又兴起粉彩装饰紫砂壶工艺，画工、制釉多为来自产瓷区的工匠，纹饰与瓷器釉彩相类。在紫砂收藏界享有盛誉的“澹然斋”底款的早期粉彩紫砂作品就极为珍贵，一般是全彩装饰，并对画面进行多层分割，盖、肩、腹、足色阶丰富，彩绘工致而繁复，红蝙蝠、牡丹、万字纹等装饰迎合富商、市民需求，艳丽缤纷。另有蓝彩、绿釉装饰也多为满彩。《阳羡砂壶图考》评价说：“原色加彩花卉，极为工致。”乾隆制壶高手杨友兰也善于制作彩釉紫砂壶，饰以粉彩花鸟。乾隆时另有邵春元、方世英等多位名家亦制作粉彩紫砂壶。

图3 清嘉庆杨彭年款飞鸿延年壶。

　　康熙朝创烧的这批精美的宫廷紫砂珐琅彩茗壶，虽外施珐琅严重破坏了紫砂的透气性，亦丧失了紫砂泥独有的天然肌理之美，但故宫所藏一件制作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的珐琅彩茗壶(图3)为故宫仅存，虽已残缺，但彩绘出自宫廷画家之手，弥足珍贵，且身桶饱满，气韵十足。
　　雍正帝十分欣赏宜兴紫砂壶千姿百态的造型，曾屡下御旨要景德镇官窑仿照紫砂壶式样烧造瓷器。而且雍正帝崇尚素雅，迷恋紫砂陶质朴的本真色泽，其间宫廷紫砂有堆绘本色图案者，精致典雅，温润如玉，倒是有别于康熙朝的艺术特色(图4、5)。

图4 清嘉庆杨彭年款描金山水诗句壶

图5 清嘉庆杨彭年款紫砂镶玉锡包壶。

　　乾隆皇帝一生嗜茶，对紫砂壶情有独钟。因乾隆朝的奢华虚荣之风比之康熙朝有过之无不及，他也曾仿效康熙帝在内务府造办处制作紫砂胎上描金之壶，形成著名的乾隆御制金彩山水诗句紫砂壶。此类紫砂壶壶身一面常用描金绘山水园林图案，另一面描金御题诗句，故宫博物院多有珍藏。雍正朝也偶有制作，清雍正至乾隆年间艺人邵玉亭善制此类壶，常堆饰荷莲，工雅可观。现代制壶大师顾景舟在见到邵玉亭的壶后说：“一面浮雕荷趣，一面铁线凸描篆书乾隆御制诗七绝一首，制作非常精细，此人应是当时的佼佼者。”此外，清三代尚有使用泥绘、贴花、模印、堆雕等装饰手法形成繁复风貌的。如康雍间的徐飞龙，常泥绘花卉装饰或饰以松鹤，以寓长寿之意。康熙时壶体堆雕镂花纹饰，甚至在肩和足镶有金属镂空纹饰，显得富丽华贵、光彩夺目。乾隆时，贴花、堆雕装饰也较为常见，整壶显得华丽吉祥。
　　史载乾隆六年(1741年)，宫廷开始直接向宜兴定制带乾隆御题诗和烹茶图的茶壶、茶叶罐。这时期，造办处还生产了一批紫砂胎描金彩漆茗壶。这些成套成对烧制的御用紫砂茶具，深藏宫中，世间罕见(图6、7)。

图6 清康熙邵邦祐款珐琅彩花卉壶  残

图7 清乾隆绿地描金瓜棱壶

　　紫砂在封建王朝的绝唱
　　清代阮葵生所著笔记小说《茶余客话》载：“近时宜兴砂壶覆加饶州之鎏，光彩照人，却失本来面目。”可知当时人们已觉此种彩釉装饰之弊端，即失去紫砂壶质朴清雅的审美特征，且紫砂胎上的彩釉常产生气泡孔及棕眼，更堵塞了紫砂泥特有的双气孔，失去透气性，使其在实用上丧失特色。故而，嘉庆、道光之际，此类装饰即已式微，偶有出现也属点缀性装饰，奢华不在。其后，杨彭年和陈曼生横空出世，他们所创制的紫砂茗壶成为引领风尚的杰作。《耕砚田笔记》有云：“彭年兼善刻竹，刻锡亦佳。”
　　杨彭年传世名品，多为“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设计或刻铭，源于修补破损紫砂壶或因锡器较软易于刻绘而兴起的包锡手法的发扬光大是在清中期的朱石梅手上。《画林新咏》记载：“朱石梅仿古以精锡制茗壶，刻字画其上，花卉、人物，皆可奏刀，人以之比曼生砂壶。”他所制锡包紫砂壶的把、嘴、钮多为镶玉制成，壶把也偶用硬木为之，并常在壶体上题刻，其篆隶行楷皆具有遒劲俊逸之风。可以说，清中期除了陈曼生的文人壶盛行之外，以朱石梅为代表的锡包壶亦引领一时之风尚。

图8 清乾隆御题诗松树山石图壶

图9 清雍正宜兴窑扁圆壶

图10 宜钧祥符铭茶叶末釉葫芦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紫砂的气质和锡器的气质是相类的，它们并不拥有名贵的材质，没有绚丽的色泽，有的只是暗哑的幽光，质朴的气质，所以它们的结缘其实倒是很自然的事情。遗憾的是，紫砂壶上的包锡覆盖了紫砂的本色之美和透气益茶之用，道光朝之后此种装饰渐趋没落，以致锡与紫砂分道扬镳。尤其传统锡器制作工艺式微，不能不让人扼腕。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多把镶玉锡包壶(图8、9、10)，可以一窥其魅力。

图11 雍正紫砂胎包漆描金彩绘方壶

　　故宫另藏有杨彭年款飞鸿延年壶(图11)，是紫砂史上的重器。此壶泥色深紫，圆润的半球造型饱满敦实。壶腹刻“鸿渐于磐，饮食衎衎。是为桑苎翁之器，垂名不刊，曼生为止侯铭”，底部仿“飞鸿延年”瓦当之形，盖内钤“彭年”小印。该印笔道苍劲爽利，可作为鉴别“曼生壶”的标准印章之一。顾景舟大师在1982年9月访问故宫博物院时，鉴定此壶为真品。
　　故宫所藏又有晚清壶数款，艺术水平一般。唯黄玉麟款的圆壶具有代表性。尤其壶嘴的下垂设计与晚清民国时制壶名家陈寿珍所制相同，原为方便时人直接对嘴小啜，遂成一时特征，值得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