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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有人称其为“穷王”
有人叫他“柜人”
有人说他是“京城第一大玩家”
有人评价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但再也不会出现王世襄了。
他出身世家，是个标准的世家子弟，其先祖曾是福州城内的望族之一，父亲王继曾一度担任张之洞的秘书，后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母亲金章娴雅高贵，曾留学欧洲，身为鱼藻画家，持家之外寄情绘事。大舅金北楼则是民国北方画坛领袖。
他少年时却独爱捉獾、养鸽、驯鹰、养狗、斗蛐蛐。
他长在豪门，却千金散尽独留一筐。
他就是王世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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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玩主”
王世襄父亲与一岁的王世襄
王世襄儿时，家中有私塾老师教经、史和诗词，为王世襄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出生于这样的望族，若自幼勤于诗书，王世襄真有可能成为“钱钟书式的人物”。有一年，王世襄得了猩红热，传染给大两岁的哥哥王世荣，结果王世襄命大，扛过去没死，哥哥死了。
那时的王世襄淘气，每次去舅舅家，不是捅马蜂窝，就是上房揭瓦，亲戚们都哀叹：“可惜死了个好的。”劝金章好好管教王世襄，金章却对王世襄万分宠溺，说：“只要于身体无害，就随他去吧。”
王世襄母亲金章
10岁时，王世襄就开始养鸽子，举着大竿子赶鸽群。他还养蝈蝈，学八卦和太极，跟清宫摔跤手学摔跤，自己学习驯鹰和放狗、捉獾、逮兔。
由于家境优裕，王世襄活得自由自在，京城里各种杂七杂八的传统玩意儿，他很小的时候就一个个玩儿得有板有眼，混迹于前清的遗老遗少之间，很快成了北京城内有名的少年玩主。
人生的转折，发生在1939年春，一直疼爱他的慈母金章突然去世，王世襄经受了出生以来第一个打击。他深知母亲对自己的期盼，只因宠爱，才不肯将他的自由困在诗书之间。“母亲的去世，使我醒悟，觉得自己愧对父母的关爱和期望，于是，我开始认真念书。”
王世襄书法
此后，他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元明清部分。辗转跋涉来到中研院，一面进行野外调查工作，一面饱览古建筑典籍，为日后从事髹漆、明式家具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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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故宫开除”
1945年，经梁思成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推荐，他被派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文物。王世襄经过多番调查，从德国人杨宁史手中追回青铜器240件，又在天津接收溥仪保险柜中的一批珍贵文物，多达20匣，价值连城。
“抗战”期间，曾有一批善本书运去香港。日军侵略香港时将这批善本书全部劫往日本。除中央图书馆善本110箱外，还有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东方学图书3箱。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事关中华文脉。
战后，追讨文物的重担落在了王世襄身上。
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王世襄为国家追回共6批文物，加上追回的107箱善本书，数以万计。这是王世襄人生中最自豪的一件事。
1952年，因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王世襄成为故宫“三反”中重点清查对象，几度想回到故宫，均无果。王世襄说：“这是我人生第二个转变，故宫把我开除了，我只好把终生为故宫服务的志愿，改为终身研究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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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物”？“研物”！
然而，故宫开除了王世襄，却逼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民俗文物、文博大家。离开故宫之后，他每天起早贪黑，钻研自称“偏门”的学问，开始收藏、研究明清家具、鸽哨、竹刻、葫芦…王世襄常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与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他待人谦恭，跟底层人打交道非常多，民间工匠也愿意跟他交流，传技于他。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艰辛劳动，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
为了得到心爱之物，王世襄不顾时间和财力，甚至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在所不辞。“那时候，我整天弄一个车，车后边有一个大架子。大桌子、椅子我都骑车子载回来。全北京城我到处跑，春节我还跑到京东宝坻县。大年三十晚上，在小店里睡觉。小店里很冷，没有火。我拿两只鞋鞋底对鞋底一扣，放到炕沿上当枕头。只有这样才能买到极便宜的物件。那时候的古琴，全是用东西换的，用我母亲的首饰换的。”
靠着这份毅力，王世襄藏下诸多名器珍宝，论数量，他一人收藏明式家具多达79件，论质量，其弟子，古家具专家田家青说：“如果要选12件全世界最好的明式家具出一套邮票，代表中国文化，那王（世襄）先生的收藏就占了5件。任何其他领域，比如瓷器、绘画、书法，不可能一人的收藏占其中半壁江山，所以这收藏能力太可怕了。而且是一个人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不可不说是传奇。”
王世襄和马未都
为了收藏和研究这些文物，王世襄可以说是散尽家财。当时王世襄穷到何种程度？收藏家马未都曾回忆说：“王世襄有一张黄花梨方桌，购于北京通县，价格仅5元，舍不得运输费，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桌腿，将桌扣在背上，骑车运回家，因此获‘穷王’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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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尽家财”
王世襄有个外号，叫“柜人”。1976年唐山地震，震后第一天夜里，王世襄东厢房掉下一块屋脊。次日，周围居民在院子里搭床过夜，王世襄不愿离开家里的珍宝，便在紫檀大柜的搁板上铺上毯子，人钻进去，勉强能把腿伸直，数月之间，当起了“柜中人”。彼时，他的老宅早已变成大杂院儿，放置明式家具的屋后面便是他人厨房，他向有关部门反映，说这是宝贝，毁了就完了，有关部门反问：“我们能怎么办？总不能把其他的住户给撵出去吧？”于是挂了几个灭火器在墙上，就这么把王世襄给打发了。
王世襄为此忧心忡忡，想来想去，他打算捐给故宫，可故宫方面没有家具专馆。直到上海博物馆完工，开了家具展厅，香港商人庄贵仑想要买下他的家具，王世襄提出条件：“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一件也不能留；如同意，79件家具我也一件不留。我不讲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套公寓就行。”就这样，王老手中那批明式家具，以当时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的价格，于1993年2月全部藏入上博。
79件藏品中，有四把明代紫檀木椅，是举世知名的精品，价值连城。《珍赏》一书中只用一件，出现两次。按协议，王世襄只需交出一把即可。但是他却把四把全交了，原因是：“四把明代精品在一起，太难得了，我不愿拆散它们。还有在我家中多年，四把椅子从未按应有的格式摆出来过。到上海可以同时摆出，多好的一件事！”
这便是散尽家财收藏珍品的王世襄，在他看来，这些珍宝并非一人所有。这是人类的财富，它们真正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亦非一人可占有，让所有人去了解它们的美和底蕴，才是让文物传递真正的价值。在王世襄的心底，让珍宝代代相传，让中华传统文化被更多人知道，恐怕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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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留一筐”
有一件物什是王老始终珍藏的，那就是他与夫人袁荃猷买菜用了多年的提筐。2003年，妻子去世，王世襄在怀念亡妻的诗中，深情地回忆与妻“提筐双弯梁，并行各挈一”的情景。他还说，到将来自己辞世之后，请人把这个提筐放在两个墓穴之间，能与妻子“生死永相匹”。
王世襄与袁荃猷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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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灰堆》
2000年，86岁的王世襄，将一生文章结集为《锦灰堆》出版，书中涉及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这套奇书出版后风行一时，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不得不说，少年时代的游乐艺趣，最终都成为王世襄研究的对象。大凡他玩过的东西，都留下了心得，架鹰走狗斗蛐蛐本是游手好闲之徒所为，经他把这些东西加以描述和总结，就变成了一种民俗文化。
王世襄一生著述30多本，学识之广博，意义之深远，前无古人，恐怕亦后无来者。其中《明代家具研究》、《明代家具珍赏》，乃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家具领域里程碑著述，此书一出，更是开拓了一个产业。王世襄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明式家具的研究与收藏。
《髹饰录解说》无疑为古代漆器研究，开拓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领域。80岁以后，他又重拾儿时经验，注释写作《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明代鸽经·清代鸽谱》、《北京鸽哨》、《说葫芦》、《冬虫篇》、《大鹰篇》、《獾狗篇》等…可谓门门绝学，令人叹止。对于王世襄的著述，启功先生说：“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
王世襄夫妇旧藏，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唐 “大圣遗音”伏羲氏古琴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为他赋诗：“名士风流天下闻，方言苍泳寄情深。少年燕市称玩主，老大京华辑逸文。”
学人张中行评价他说：“我年略长于王先生，在北京住六十年以上，见闻中学术界的人不少，还没有一个既读《说文解字》又养鹰兼斗蛐蛐的。此之谓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也。”
著名文物专家罗哲文说，“在文博界，王世襄可以说是第一流的专家，年高、资深，当然术业有专攻，很多专家某一方面的研究可能很深，但是能够像王世襄那样既深又博的，却很难找到一个。他的生活环境、经历、个人关系很多方面造就了他‘京城第一玩家’的地位，现在很难再能够出像他这样的人。”
待其离世，香港作家董桥闻听噩耗，连连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亦足以总结王世襄的一生：“这样的老人，以后没有啦，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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