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世明 淘壶人整理
当今兴旺的紫砂市场，使“文人壶”的概念，价值，格外引人注目。这使我们有必要进步重新认识“文人壶”，也由此应重新评价瞿子冶对“文人壶”的贡献。
过去对瞿子冶的最好评价，说他是“陈曼生之后第一人”，我以为此论应补充为“瞿子治是文人壶的最终完成者，且是文人壶的传播者”
吕俊杰作品《小四方》
“文人壶”首创者的历史误读
说到“文人壶”的价值，难免要探索“文人壶”形成的历史。在传统的历史著作中，基本的口径是陈曼生创造了“文人壶”的艺术形式。
传统著作中最为典型的评价是“曼生壶的出现，从形式、内容来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举动”。这种创新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开创一种新的篆刻装饰手段”，使人们“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风韵内涵”，并进而使之升华，“到了陈曼生紫砂壶才完成了它应承载的全部美学价值，从而使紫砂壶迈进了高雅的艺术殿堂，彻底摆脱工匠式装饰的流俗习气”。
更为精彩的还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几乎没有一种工艺品能唤起士大夫和知识分予如此的参与热情，泥塑人物、玩具、镙细镶嵌，家具制作、玉石打磨陶瓷烧制、竹刻、木雕、织绣……，我们无处寻觅享用者劳动参与的踪迹。陈曼生率先垂范参与设计、制作、装饰、篆刻，既促进了紫砂陶繁盛，使之富含精品文化内容，也无情地打掉了官吏和文士端起的臭架子，动摇了他们头脑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念准则，破坏了世俗原有的高低贵贱的秩序，也提高了紫砂陶及其作者的社会地位”。
李碧芳作品《盘古壶》
宜兴的传统观念就是这样把“曼生壶”推上“前无古人”的神坛的。但这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这“前无古人”之说，在中国的陶瓷史上是没有史实作根据的。对此，我曾以史实写了十数篇文章予以商权，简而言之，不说中国的七千年的陶瓷史，仅就紫砂史而言，早在陈曼生100年前，陈鸣远已有许多精彩的壶铭、陶刻；之后当过宜兴县令的陈文叙则把壶铭、书法、绘画、陶刻都搬到紫砂壶上，但他们在“文人壶”形式的创作上，尚处于尝试中、探索中，也不如陈曼生的成就高，影响大。
但“文人壶”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陈曼生绝不是首创者。
鲍志强作品《掇只》
文人壶：发起于陈鸣远、闪亮于陈曼生终结于瞿子冶
文人壶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究竟起于何时？
文人壶发起于清初陈鸣远的观点，是中国著名陶瓷史家宋伯胤先生根据史实首先提出的。我想补充的是“文人壶终结于瞿子冶”
如果说陈曼生的贡献在于：一是创造了许多壶式，二是组织了文人创作团队，创作了堪称巅峰的壶铭，三是把壶铭陶刻上壶，那么瞿子冶对紫砂壶艺装饰的发展，则在于将传统的中国画元素引入紫砂壶，并扩展了壶上的陶刻空间。陈曼生侧重于在壶身寻找壶身面积，陶刻壶铭，而瞿子冶则不受壶身的面积所限，或壶铭、或国画，甚至在壶上横书，或者漫过壶体连及壶盖，别有情趣。《清代画史增编》说：“瞿应绍画宗南田，而用笔放逸，又画竹工力最深，尤精篆刻。”瞿子治壶上所作多为竹、梅，它们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味最能体现文人的刚正不阿、迎霜傲雪的风骨。竹与梅又最能体现文人回归自然的情趣，小小壶体之上，梅枝横斜、竹影摇曳，品茗之间似清风徐来，令人悠然而忘情。
紫砂壶艺的装饰，从传统艺术元素来说，刻字出现最早，次之为壶铭并刻铭，再次之是篆刻，最后才出现了绘画，壶艺装饰诗书画印俱全，才是“文人壶”这一“有意味的形式”的完结。因之说，瞿子冶最后把中国画引入陶刻装饰，从而完善了“文人壶”的装饰技艺，完成了“文人壶”的艺术形式。
作为一个精美的“有意味的形式”一文人壶，宋伯胤先生认为“发于陈鸣远”，我补充为“闪亮于陈曼生、终结于瞿子治”。这没有任何贬低陈曼生的色彩，只是还“文人壶”从发生到形成历史的本来面貌。
顾婷作品《祥和三足》
“文人壶”传播、普及的先驱
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说，金士恒是把中华紫砂文化的陶刻、手工技艺传播到日本的第一人，从中国本土而言，瞿子治师徒是传播“文人壶”的先驱。
文人定制、文人请艺人到家里“坐艺”，制作出的文人壶为文人所用，这是文人壶在金士恒到日本之前后的基本命运。作为“文人壶”能不能得到社会的肯定，能不能转换为社会，以至民族的财富，需要有人传承，更要有人传播，形成全社会的财富。文人壶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也需要传承、传播才能得以巩固、发展。否则，再好的艺术形式也难以保存和流传下去。
今天，我们还没有任何史料可以看到，陈曼生有收徒传播“文人壶”的意愿，而有瞿子冶收徒传播“文人壶”创作的史实。瞿子治收徒的代表人即是向日本传播“文人壶”理念与技艺的金士恒。金士恒东渡日本传艺的事当时在宜兴紫砂界影响很大轰动一时，无疑对“文人壶”得到全社会的普及，开了“外转内”的第课。
华健作品《大潘壶》
如果说文人壶起于陈鸣远，终于瞿子冶，那么，传播“文人壶”理念，以至在促使全社会的接受、普及可以说是起于瞿子冶、金士恒师徒，升华于邵云如。清末民初的邵云如对紫砂陶刻，我以为有两大贡献，一是1910年，邵云如作为经理组织范大生、程寿珍、俞国良、江岸卿等参加“南洋劝业会”，并为紫砂界获得“奏奖”，为“文人壶”这一艺术形式得到官方张扬。作为组织者、陶刻者，邵云如也得到了“奖牌”邵云如是紫砂史上陶刻家得奖的第一人。这是我们挖掘历史得到的史料。其二，邵云如不仅收徒弟，如民国著名陶刻家蒋永西，即于1916年拜邵云如为师，还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教学”。由邵云如的堂兄弟邵惠如创办的上海利水陶器公司，1921年创办“利水陶工传习所”，邵云如作了紫砂史上第一位专职“陶刻老师”，作面向社会的公开的“陶刻教育”，促使了紫砂行业中“陶刻专业”的形成。
张红华作品《如意》
宜兴紫砂业“陶刻队伍”的形成，是“文人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得以普及的必备元素。紫砂文人壶的品格起于陈鸣远，完成在瞿子治，作为传承、教徒、传播则是从瞿子治开始闪亮于金士恒，升华于邵云如。
瞿子冶、金士恒师徒是紫砂史上，对外面向日本，对内面向社会传播“文人壶”理念、技艺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