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学徒期：脚踏实地

——陈国良大师口述

我是蜀山人，老家在东坡书院那一带，离古南街有一段距离，父亲是当年紫砂厂的总务。我小时候就喜欢用泥巴掇掇，学着南街上的老艺人捏个假山之类的。我姐姐比我早进厂，我喜欢跟着她去厂里玩，在窑场废弃堆里捡破茶壶，有的盖子、嘴、把破了，捡回来，另外去配完整，泡茶。等我小学毕业时候，看那些我捡回来的“破壶”，怎么都变好看了呢？我还记得当年跟父亲说，我要去做茶壶，他不是很赞成，没想到1972年1月8日，我就在一片敲锣打鼓的欢迎声中，进入了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厂，在那个热闹场面里，我看到厂门口的横幅上写着：“欢迎你，紫砂接班人！”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这批人之前，厂里一直没有招人，还下放了一部分人。所以这次招收的时候，有一百多个“生力军”，其中60个分配在了成型班，而我和另外7个人则分配到了当时的“波纹班”（一种用在药厂的过滤陶瓷产品的生产班组），与我一起的有吴群祥、罗伯平等。当年这个“波纹班”的效益比较好，没过多久，由陶瓷公司安排，这个班组就转到了宜兴胜利陶瓷厂，原来这条线上的老工人就回到了紫砂厂的成型组，我们几个年纪轻的也就待了十个月左右，撤了下来。

就这样，我们几个年轻人就插班到了成型班组，从基本功开始学起。当时厂里何道洪师父的技术过硬，与他合作带班的是束凤英老师，我被安排到了他们班里，属于插班生，因为班上其他人都学会成型了。没几个月，束老师与高红英老师去带了73届。我就留在了师父何道洪这里。当时看着师父做的壶，我内心是有“惊艳”的——看师父做好的生坯，我都感叹是怎么做出来。尤其当时他做的一把洋桶，很漂亮，生坯如同镜子一样，形制看着有种说不出的美感，这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后来在作品上的精益求精。

师父白天在厂里很忙，杂事较多，三个班级60个人的工具采购，车间里认为他技术上精通，包括到宜兴的农机厂去采购工具材料，还要做工具，他做茶壶的活都是在晚上。师父和王寅春辅导关系很好，一有空闲王辅导就来师父班里转转，有时候给我们示范。王辅导干活速度非常快，那种两杯容量的身筒，他一个手指就能打了。老师傅们都有自己的成型技巧，或多或少地会在这种“转班级”的时间里，陆陆续续传授给我们这些后辈。现在回想起当年那个氛围，老一辈对后辈的关爱都体现在这种时候。说起来，当年只要是认真踏实的人，厂里都是关心的。

▲1978年在八达岭长城

前排左起：沈遽华、徐汉棠、顾景舟、汪寅仙

后排左起：谭泉海、陈国良、潘春芳、邵鹿松

我的基本功学了几个月，差不多会了，就和谢建平，余立平、张耀新几个师兄弟决定去学花盆。当年的车间主任是李昌鸿，我们赶到他家里，要求去学花盆。他欣然答应，还夸赞我们年轻人，有想法。

学花盆，教我们的师父也是何道洪。他个人也创作过几个花盆，我印象中，有一个圆千筒，凹角的。这是他的创新，还有竹节的千筒，他教我们时候做的。学了一段时间，厂里安排我们四个人就去翻“一颗印”。这是当年厂里的一个大件产品，直径有二十几公分。当时成型是有印版的。紫砂上有个名称叫“特奎”。这个“特奎”怎么来的呢？是一个木板，边上镶几条边，一镶边当中不就凹了吗，再用泥片敲出来，敲出来的泥片再裁，裁了以后再镶，外面还要粉红泥的浆。我们四个人做这个花盆款式的时候，厂里领导很关心，当时技术科领导是潘春芳，他跟我说“小陈啊，你把这个花盆做好了，以后做别的花盆就不需要当心了（宜兴话意思就是容易了）！”我当时自己还嘀咕：“这个做好也不是容易的事啊，不懂泥性，一做出来，都是有毛病的。”但是潘师傅的这番话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这么难产品能做好，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印象中那时候厂里上下一条心，凝聚力比较强，领导也体贴工人，像我这样的工人，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什么情况，只要跟带领的老师或者领导说一声，都会立马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这些小年轻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积攒了学习的经验。这是当年紫砂厂里对年轻人的培养，也让我体会到了进厂时横幅上“接班人”三个字的分量，也是我的幸运。

▲1978年在北京

前排左起：沈遽华、蒋继农、杨军保、徐汉棠、潘春芳

后排左起：范富翁、谭泉海、周银成、陈国良、仇建辉、邵鹿松、顾景洲、诸葛永南

我从徒工班出来，分到了王石耕夫人许丽萍的班级里，她的位置在角落的南窗位置，我呢在门口的位置，王石耕老师每天下班过来和夫人一起下班，他总往北窗走，再拐到他夫人的位置。每天经过，我并不知道他每天观察我做的花盆。直到1975年，当时有一个“大花盆会展”，是日本株式会社的一批订单，来了一批图纸，让我们照着打样、制作。王石耕师傅就推荐了我和施小马参与（当时厂里参加的人主要有顾绍培、周尊严、潘持平、徐乐平、陈奋林、施小马和我）。

在这个70年代中期，我的闲暇时间是很宝贵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创新，那时候我自己管这个叫“瞎捣鼓”，某种程度上说，也算得上我创新意识的萌发。我跟储集泉是同一批进厂的，老在一起，他一有时间就喜欢写写画画，我想我的时间也不能浪费了，也开始学起了画画。当时厂里刻字组有个常州人叫杨冠清，他教我们美术、包括广告设计的一些东西，还教我们香烟盒设计的几套色等等。

▲1998年在台湾宜兴紫砂茗壶精品展台北展览会上作现场操作（师父何道洪作解说）

那几年，我与杨冠清、唐伯年、储集泉四个人一起学习美术，我也对此提升了很大的兴趣，正应了我们宜兴人的一句老话“搭淘要搭好淘”（意思近朱者赤）。当时还有一位我们的林老师是丁蜀中学的教师，南京艺术学院调过来。他教我们素描，找不到石膏模型，就让我们画鸡蛋——光的过度，背景、高光等等，这个过程让我对造型艺术有了很大的认知，美术的审美影响了我。

后来跟范洪泉老师学做大的“东坡壶”，“大梅桩壶”，我与谈跃伟两人合作这个款的生产订单，一个月做三把，十天做一只。在范洪泉老师的车间里，只要遇到翻手的活（换样式）要做工具了，就安排我与施小马做。我的很多手艺也是在这些细小的事情里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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