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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紫砂的历史及特点

  • 日期:2013-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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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紫砂之所以能出现复兴,是因为有一批杰出紫砂人才,制壶名手如程寿珍、范大生、俞国良、李宝珍、汪宝根、蒋燕亭、陈光明、冯桂林等,陶刻名手如邵云如、赵松亭、陈少亭、任淦庭等。
冯桂林 高梅桩

宜兴紫砂陶,材质独特,工艺精湛,造型朴雅,装饰富有浓郁的文化内涵和雅趣逸韵,因而被誉为陶中奇葩,国之瑰宝。但她在具有7000多年漫长的制陶史的宜兴陶苑中,却是一个仅有600多年的后起之秀。学界一般认为,宜兴紫砂的起源,可上溯到北宋。不过,北宋直至明万历年间还只是紫砂的原始初创阶段,或曰“草创期”。陶人开始掌握紫砂泥的特性,能制成泥片,吸收了制缸瓮的工艺,逐步形成“打身筒”和“镶身筒”的基本成型技法,“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斫木为模”“捏筑为胎”“附陶穴烧成”。(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创始篇》)

从明万历到明末,是紫砂的典范期,紫砂出现第一个高峰。此时名手辈出、造型多变、经时大彬为代表的著名壶家的努力探索,“或淘土,或杂碙砂,诸款具足,诸土色俱足,不务妍媚而朴雅坚栗”(同上),即已形成一套合理完备的制作工艺和工具,奠定了紫砂的地位,尤其可贵的是随着饮茶风尚的变化,受文人雅趣的影响,“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使砂壶趋于“精雅化”。从清康熙中期到乾隆晚期,由于社会安定江南富甲天下成为全国经济心脏,文士富贾乃至宫廷皇室雅好紫砂,于是宜兴紫砂进入“繁荣期”。紫砂壶造型全面丰富,千姿百态,以陈鸣远为代表的花货塑器写生自然,雕镂精细,装饰方法,因器而变,层出不穷,且“文人学士争相延揽”。而到清嘉庆、道光年间,由于以陈曼生为代表的文人全面参与,“辨别砂质,创制新样”宜兴紫砂一改乾隆时间注重妍巧、繁缛而转趋典雅道古,并在壶上引入书法、绘画、篆刻,撰刻壶铭,钤印款识,从而“壶依字贵,字以壶传”。

冯桂林 合桃壶

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使紫砂生产形成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体系,名家辈出,高手如云,加上文人直接参与设计制作镌刻壶铭,从而使许多充满艺术生命的作品相继问世,形成紫砂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或称紫砂的“转化期”。从咸丰至光绪末,由于太平天国战乱,紫砂发展一度陷于低潮。但至清末,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民族资本家的兴起,特别是上海一带开风气之先,商贸发达,文化艺术亦显现出勃勃生机,于是从民国初期到抗战前夕,宜兴紫砂出现了一个值得一提的“复兴期”,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是紫砂发展的第三个高峰。

一、企业众多,产销两旺

民国初期,实业救国之风日炽,经营紫砂的企业、商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利永陶业公司、吴德盛陶业公司、陈鼎和公司、葛德和陶器店以及铁画轩陶器厂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公司有私营独资、几户合股,甚至有国营工厂(江苏省立陶业工厂),还有更多的是前店后坊、自产自销,蜀山及其周边的农村上岸、潜洛、洋渚则有“耕且陶焉”的传统,窑户则下乡收购“乡坯”。由于紫砂广受欢迎,“茗壶奔走天下半”,除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国外,因此,大企业、大窑户纷纷在上海、无锡、杭州、天津、青岛等开店销售,“葛德和”  “鲍鼎泰”还走出国门在日本、新加坡设店,做“东洋生意”(日本)、“南洋生意”(暹逻生意)乃至远销欧、美。利永等大紫砂公司生产、经销、管理得法,聘请名匠制坯、陶刻,并自己建有龙窑,还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和自己的发行所,可以说是产、供、销一条龙。1915年,紫砂成立同业公会;1936年,是紫砂生产最兴旺的一年,丁蜀山有紫砂龙窑10座,全年动烧600窑次,生产各种细货茶具(工艺品)、花盆、瓶盆20余万件。

冯桂林制任淦庭刻四方传炉

二、分工细密,工艺创新

民国初期,丁蜀山窑场陶业已分成缸业、黑货、砂货、溪货及紫砂等不同品种,而紫砂生产也形成炼泥、制坯、刻字、焙烧、包装等专业分工,产品又分粗货、细货和上档货三类,每类又分正、次品等级;在工艺上也颇多创新:1916年利用工业化工原料氧化钴、氧化锰等配成墨绿泥、黑紫泥等泥色,使“五色土”更加妍艳多姿;又研制出各种低温色釉如均青釉、古铜釉等,还创造了在紫砂器上吹釉、挂釉、贴花、印花等加彩技法;1918年为适应“暹逻生意”,又利用金刚砂作抛光,使砂壶表面光滑如镜,谓之“车光壶”或“抛光壶”。至于造型方面更是新品迭出,如“大柿”“掇球”“传炉”等有的已成经典;品种方面除壶、杯、盆外还发展了雕塑、瓶鼎,在陶刻方面有一批书画家参与,并在壶上一面刻字,一面刻“金石索”等图案,形成了民国装饰的独特风格,可谓继承、创新、全面发展。

三、人才辈出,新品迭出

民国时期紫砂之所以能出现复兴,是因为有一批杰出紫砂人才,制壶名手如程寿珍、范大生、俞国良、李宝珍、汪宝根、蒋燕亭、陈光明、冯桂林等,陶刻名手如邵云如、赵松亭、陈少亭、任淦庭等。这些名手不但技艺全面,功底扎实,且各有顶尖绝活或高手作品,如程寿珍的“掇球”、范大生的“四方隐角竹鼎”、俞国良的“大红传炉”,以及蒋燕亭的以塑入壶、冯桂林的以竹入壶、任淦庭的左右开弓双手同雕等等。可贵的是,紫砂人才培养,除了师承、家传外,还出现了新培养模式。1921年,利永公司举办“利永陶工传习所”,招收艺徒20名,由范大生、邵云如等“六老师”授课传艺,平时经常考工,以考促学,这种企业培训的新模式,培养了像储铭、叶得喜、冯桂林等一批人才;1931年,在紫砂的首要区域蜀山,开办了“江苏省立初级陶瓷职业学校”(俗称“省宜陶”),以半工半读职业教育的形式,注重技能,培养紫砂人才,还在当地小窑户中开展破除迷信的科普教育。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上海名流商贸、金融大亨,雅好砂壶收藏,于是一批古董商重金延聘紫砂名手到上海专心从事仿古,而所仿的蓝本或是古代名工遗器,或是其他高古文物,或是砂壶图谱书刊,这一特殊的艺术经历,大大提高了这批艺人的眼界和工艺,尤其是他们中的青年艺人裴石民、王寅春、顾景舟、蒋蓉,后来成为解放以后发展紫砂承上启下的一代骨干,这与民国时期他们这一特殊仿古经历是分不开的。

冯桂林 五竹壶

四、世博参展,享誉海外

民国时期,对外开放,我国多次参加世博会,而此时的宜兴紫砂在实业家、同业公会以及地方士绅的积极推动下,多次参加世博会展出,并屡获殊荣,使宜兴紫砂更加闻名遐迩,享誉海外。1915年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宜兴物产会选送的一批紫砂器获头等奖;1956年美国费城世界艺术博览会,利永公司送展的各式紫砂壶、杯、碟获金质奖章;1930年比利时列日国际博览会,利永公司送展的紫砂陶获银质奖章;1931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宜兴紫砂陶业同业公会组织送展的紫砂陶大放异彩,多件作品均获特级优奖;1935年英国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范鼎甫的紫砂雕塑“鹰”获金质奖。从1912年到1937年期间,宜兴紫砂参加5次世博会并均获大奖,这是民国政府注重实业,实业家、行业协会、各界人士积极筹划,一批技艺超群的名技艺人精心准备的结果,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紫砂的整体实力;而在世博会亮相获奖,又进一步扩大了民国紫砂的影响,使其更加享誉海外。

从1937年抗战爆发,1938年宜兴沦陷后,窑场每况愈下,紫砂一片萧条;1945年抗战胜利,又因内战烽起,时局不稳,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紫砂更是雪上加霜。但所幸一批名艺人仍抟砂不辍,终于迎来新中国成立,他们组建了陶业合作社,全力培养青年艺徒,很快迎来了紫砂的全面兴旺繁荣,而求本溯源,不能忘却民国时期紫砂的“中兴”所打下的坚实基础。

冯桂林 段泥诗文四方传炉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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