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大师顾景舟的作品近年被爱壶的人疯狂收藏，价格陡涨。其原因主要是顾老的壶确实制作上乘、自成一家，无人可比。另外的原因就是市场上很难见到顾壶了，尤其是早期紫砂壶很便宜时候的老壶，损坏散失所剩无几。顾壶究竟存世多少？搜遍网络，就得到这么几句话“对于顾景舟壶的存世量，业内素有争议，德义斋主人傅钢表示，顾景舟早年迫于生计曾经做过很多壶，甚至有一天就做过20把，但早期作品多没有落顾景舟的款，而是商家委托所做。后期得到认可后，其制壶数量显著下降，"但一般也会一式三把，由此推断，尽管没有可靠的数据，但存世量应该也不小"。

很遗憾顾先生没有写下自传，其近亲好友同事也没有此类文章发表，顾壶的存世量遂成迷局。本人仅根据顾先生生平大致估算其一生在不同时期作品的数量，以求抛砖引玉，有其他更知情者完善之。

顾先生1915年生人，18岁开始学习制作紫砂壶，曾在上海为人雇佣，为顾主制壶，以仿制前人老壶为主，无个人名款。当然，无名款的壶不能算顾壶。

至20岁小有名气，壶艺快速提高，开始使用名款，也有无款的批量之作。出于生计，在解放前的16年里，顾先生有名款的制壶不少于2万件，这是他制壶最多的一个历史时期。由于当时处于战乱，壶很便宜，只用不藏，自然消耗量很大，存留到现在的估计为10%左右。也就是，顾壶解放前作品现在存世量在2000件左右。

从1949年开始，顾先生很少制壶，因为当时几乎没有市场。1954年10月，他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紫砂生产工场的组建筹划工作。 1955年1月建社就绪，立即着手负责“紫砂工艺班”的招生和技术辅导的育才重任。 1958年，他积极参予了紫砂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 1959 年被任命为宜兴紫砂厂技术研究室副主任和技术股副股长，并参与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的布置设计工作，设计了一批大型的茶具及高档花盆。从这些经历和当时是集体经济的社会背景来看，顾先生自己制壶几乎停止，主要是指导学生和研究制壶技术。或许偶而做几把赠送别人或当做教学模型。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17年间，顾壶总产量不超过2000把，其中有些是学生作品用了顾先生的印章。那时的紫砂壶还是用品而不是收藏品，损耗量也很大，估计现在存世500把左右。

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顾先生亲自制壶的时候更少了，主要是参加政治学习和活动、指导生产。他个人偶而做壶是一种自我消遣或应单位“表忠心”之要求，这十年他的总制壶量不超过500把，其中也有徒弟制作盖他名章的。凡是自我消遣的壶都没有进入买卖，底款仍只盖个人名章。而应单位要求制作的壶，个人做好用了名章之后，一律收去统一加盖“一九六八年斗私批修”字样，象财务收款用的那种长条形章。盖章的小年轻也不大用心，歪歪扭扭或一头深一头浅、上下不对齐。文革时期紫砂壶还是用品，很便宜，估计这500把壶存到现在的在200把左右，或许还有些残器保留。

1975年到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这段时间他主要高研究，开始写作，并于1980年建立“紫砂特艺班”，组织教学，并按香港著名收藏家罗桂样先生的供样，复制历史名作。这十年间他的亲手作品更少，大约总存世量200把左右，但当时已经进入收藏，几乎没有自然损失。

1985年，顾景舟担任宜兴紫砂研究所所长，1989年晋升为高级工艺美术师。“宜兴紫砂”被国家评定为质量银质奖后，他又亲自设计指导一批紫砂精品，参加全国性的展评活动，促使“方圆牌”高级紫砂茶具被国家评定为“金质奖”。在1985年到1990年这5年内，他的领导工作和社会活动相当繁忙，都是单位的公务，无暇制壶，5年制壶不超过50把，以赠送为主，而“宜兴紫砂”和“方圆牌”紫砂虽然是他领导下创制但不属于他个人作品，无个人名款。

1990年到顾先生1996年6月去世，这6年间他只为朋友和各方应酬制壶。因为年岁大了，有时是指导徒弟制壶而用个人名款。这期间紫砂壶虽然开始有人收藏，但价格便宜，所以产量很少，大约500把左右，但悉数进入收藏而没有损耗。

值得注意的是，顾先生去世的1996年，紫砂领域的“化工壶”“染料壶”“纳米壶（超细胎料）”还都没有出现，现在能见到的这类近年壶均不是顾先生所作。

写到这里，可以总结一下本文所论，顾景舟大师一生制壶总存世量大约3000把左右，其中近50%流到港台地区和海外，大陆存量2000把左右。就其收藏价值，我认为可做以下评级：

解放前作品，共2000把，因为存世量高，胎料做工不是很精，二星级。

1949—1966，共500把，存世量不多，但料工不是很精，三星级。

1966—1976，共200把，存世稀少，工料上乘，且有文革特殊收藏背景，超五星级。

1976—1990，250把，存世稀少，工料上乘，五星级。

1990—1996，500把，存世不多，工料上乘，但有些不是本人所做，社会出现较多仿品，四星级。

现在市场上出现的解放前顾壶多于解放后的，价格一般在几十万一把；解放后到文革结束的顾壶极其少见，几百万一把；文革后的顾壶又稍多一点，但大多去了港台国外，仍远少于解放前的，也几百万一把。由此可知为什么顾壶中解放前老壶没有解放后的新壶价高，存世量所决定的。另外，文革期间的作品一般对壶盖的配合是否严密不是特别在意，成型后有修有的不修，也有仓促间潦草之作，曾见一把顾先生做的文革壶，哪都做的很好，一眼除顾先生别人望尘莫及，惟独毛主席像脸部是平的，似没雕刻完毕就烧制成型了，其中原因无人知晓。但即使潦草之做或半成品别人续做之壶，只要细看胎料、造型和其它细微特征，大师作品总有与众不同之处，容易分辨。文革期间顾先生名款用章在早期和文革后都未见再用，他个人记录的“部分名章”里也见不到，究竟是那个章丢失了？损坏了？还是个人废置不用？无法考证。丢失的可能大一些，据说文革后期不许加盖个人名章，原先使用名章被收缴封存，底款一律采用编号，有待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