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如 紫砂帽筒对组（民国）

紫砂壶的风雅，在于名工与名士的结合。

自明迄今，从陈曼生、董其昌、郑板桥、任伯年，到吴昌硕、唐云、亚明，再到冯其庸、陈十发、黄宾虹等。

这一支长长的文人梯队，参与了紫砂壶的设计、制作、书法、题诗、绘画、章刻，与陶艺师们共同完成了紫砂壶的创作。

其文化素养和审美眼光的介入，大大增添了紫砂壶的艺术水准和文化内涵，让紫砂壶从一件饮水的日用器皿，一跃而成为了一种具有高雅气质的艺术佳品。

也正是这样一种陶刻装饰语言，由起初的以壶寄情，进一步提升到了“壶随字贵，字依壶传”的境界，成就了紫砂陶刻艺术装饰的经典与文化精髓，开创了紫砂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曼生壶”是文学与紫砂艺术、文人与艺人联袂创作的一代典范，其简洁明快的造型、深刻隽永的题铭乃至书法篆刻。

以及在壶体上的布局章法使紫砂壶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也成就了“字随壶传，壶随字贵”的佳话。

近代紫砂泰斗顾景舟，与吴湖帆、江寒汀等文人墨客交往甚密，经常切磋书画陶艺。

由顾景舟作壶、江寒汀作画、吴湖帆刻字装饰的紫砂壶堪称“陶艺一绝、书画一绝、篆刻一绝”，以1200多万元的天价刷新了紫砂壶的拍卖记录，令后人叹为观止，被紫砂界奉为圭臬。

“文人壶”的构成有着自身的形式法则和文化内涵，陶刻语言并非是将文学、绘画、书法、金石等艺术进行简单堆砌，而是以适当的表达为依据进行综合运用。

笔者单以紫砂爱好者的身份，谈一点简单的感想，与诸君共勉。

创作一件好的陶刻作品，首先应注重紫砂壶本身的泥性特质与原本的艺术美感，不破坏，也不画蛇添足。

既要讲究画面自身的布局与构图规则，又要注重布局、构图与紫砂壶整体造型的适宜关系。

在最大化发掘造型特色的过程中与书画陶刻相结合。

此外，陶刻语言要求表现出浓烈的“刻味”，刻味应是简约而不简单、细致而不琐碎、粗放而不粗俗。

刻味和篆刻的技巧有关，具体操作取决于刀工的水平。

用刀应表现为沉着、爽利、痛快，忌迟疑、忌僵硬、忌滞涩，深浅、行速、节奏都应恰到好处。

但不是有了诗书画印的点缀便都可称之为“文人壶”，而是应在这些装饰的背后透露出文人的精神状态、处世操守和审美旨趣。

文人壶被冠以“文人”一词，绝不仅仅是因为文人的参与，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可以委托生命想象的大美，表达了淡泊名利、超然物外、挣脱世俗藩篱的文化特性。

这样的特性，足以引起观者的心理投射与情感共鸣，让人们发现，这样一把暖心贴肺的紫砂壶，可以由刀法看书画，思哲理，悟人性，赐给人们（绝不仅仅是文人）独特的精神抚慰。

陶刻家审美经验的多寡，和艺术素养的高低，对作品的优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陶刻家要善书画，需要同书画家一样长年累月的手不释卷、临习观摩历代优秀书画，同时还要经常写生。

以云烟供养高蹈之怀、林泉之志，提高对美的灵敏性，和对事物观察、分析、创作的能力。

只有打下这些文化“必修课”，才能使书画的笔法、墨法、章法化为胸中丰富的陶刻语言。

壶随字贵，何以贵？

字随壶传，如何传？

新颖的设计创作理念、深厚的艺术功底与扎实的制作技艺高度统一，方能令壶随字而贵重，字随壶而深远。

新时代的陶刻艺人们，必须在继承和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具备创作的激情和创新的热情。

创作出更多具有艺术创造力和感染力的作品，让文人壶生生不息的传递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核心，传递着古老的东方美学。